一、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组织诚信与社会责任，有关企业家伦理决策(ethical decision-making)的问题也成为管理研究的热点。O'Fallon和Butterfield(2005)通过对1996～2003年发表的伦理决策实证研究综述发现，在这段时间发表的伦理决策研究几乎是过去40年文献的总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伦理决策对组织公正氛围建设、社会责任承担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安然、世通等诸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暴露的丑闻直接或间接与企业家伦理决策有关(Reynolds,2006a)。企业家道德水平与伦理决策不仅是决定企业健康发展的要素，并影响着社会对企业家魅力和声誉的感知与评判。Kouzes和Posner(1990)对美国私营及公共组织7000名管理者的调研发现：8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诚实”是企业家的重要特征，“诚信”被看成是最重要的领导特质，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胜任能力。组织成员总是通过企业家表现出的行为来判断其是否符合伦理，言而无信、掩过饰非、见利忘义等都是缺乏诚信和伦理规范的标志，企业家的非伦理决策和行为会造成组织成员在企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困惑，导致内心冲突；而组织成员心目中的伦理型领导往往被看作更有能力，也更可信赖。因此，企业家的伦理决策与行为会在组织内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从功利型企业家向责任型企业家、从利益驱动向伦理行为的转型是组织健康成长的内在要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金杨华，2007；吕福新，2004)。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家伦理决策过程 在伦理决策研究领域，有两个问题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是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二是伦理决策与行为选择的过程。企业家伦理决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Trevino和Youngblood(1990)等“烂苹果”学派提出伦理决策是决策者个人特征的直接结果，取决于企业家认知道德发展(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水平；Chau和Siu(2000)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伦理决策除了受认知道德发展影响外，还与年龄、性别、关系取向、价值观和控制源等个体特征因素有关(Chau & Siu,2000；Su & Littlefield,2001)。“烂木桶”学派则强调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家伦理决策的影响，Jones 和Kavanagh(1996)等学者指出：应该用权变观点看待伦理决策问题，群体规范、组织文化等情境因素才是伦理决策和行为的决定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回答企业家在面临伦理困境时是如何进行决策并选择行为的。Rest(1986)等提出了伦理决策的四阶段模型：伦理两难困境的认知(awareness)；进行伦理判断(judgment)；形成伦理行为倾向，即决定以伦理还是非伦理行为做出反应；最后才表现出具体的伦理行为。根据Rest等的模型，伦理决策是涉及问题感知、伦理判断、行为倾向和伦理行为的过程，但是，他们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情境与社会变量。Trevino(1986)、Jones(1991)等的权变模型和个人—情境互动模型同样认为伦理决策始于对两难伦理问题的认知，但他们综合考虑了企业禀赋、文化传统和参照群体等情境因素及认知道德发展等个体特征对伦理决策的影响，提出认知道德发展水平等个体特征变量与情境变量共同决定和影响伦理认知与判断的观点，而且文化传统、参照群体等情境变量又会缓冲伦理认知、判断与行为间的关系。 Spicer,Dunfee和Bailey(2004)等进一步指出，伦理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与社会变量，行业竞争、盈利能力、传统文化和参照群体等都会影响企业家伦理决策与行为。Shleifer(2004)通过美国经济研究认为，竞争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破坏伦理行为，盈利能力与伦理行为间存在积极的关系；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究也发现，国内盈利企业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而“企业经营困难”成为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首要原因(冉永平，2007)。Shleifer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究说明组织盈利能力会影响企业的伦理行为和社会责任承担能力。Worden(2003)、Kaptein和Avelino(2005)等则从组织氛围角度指出，诚信经营的组织能做出更为公平和符合伦理的决策，诚信经营的组织氛围能影响个体伦理决策和行为，从而获得更多的尊敬和信任。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la：盈利能力、诚信经营等组织变量会影响企业家伦理决策与行为。 伦理决策的文化差异、社会文化变量对伦理决策与行为的影响等问题同样受到学者关注。社会成员共享的群体规范、传统、价值取向为个体提供了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框架，并影响着我们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Heine et al.,2002)。伦理问题高度根植于传统文化，又深刻地受群体规范影响。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社会在伦理决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Vitel,Nwachukwu & Barnes,1993)；Resick 等(2006)通过62个不同文化社会的伦理型领导比较研究也发现，社会文化因素会对伦理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在诚信品质和利他行为的判断上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此外，Davis，Johnson和Ohmer(1998)的研究发现，除受个体道德发展水平影响外，社会比较与社会一致性压力也会对伦理判断与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家伦理决策还会受到传统文化和群体规范等社会文化变量的影响，并提出如下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