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世界各个国家，人们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民族主义的新闻，至少会听到“民族”这个术语。但是，这些新闻一般都通过全球网络的媒体传播，因此带有明显的悖论性质：既然是某个特定民族的，何必向外传播？既然强调自己的民族特性，何必收听他民族的声音？有人会说，向外传播是为了让其他民族了解自己民族，收听他民族的声音是为了了解其他民族，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然而，什么是交流呢？既是交流就必然有来有往，就会影响到自己民族或影响到其他民族，原来的民族性或民族主义就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于是，要么不通过全球网络传播和收听，以保持独特的民族性；要么参与全球网络的传播，使自己民族的原有特性发生改变。 对待民族主义，不同人必然有不同反应。今天我们面临着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渗透，自然会强调民族主义和文化同一性。而在多国资本主义或跨国公司日益发展的西方，跨国资本家阶级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他们的政治—经济敌人，因此毫不奇怪，各种性质不同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常常会遭到他们的强烈敌视。在西方国家，虽然一般媒体不直接点明民族主义共有的关系，但专门化的商业报刊却不断警告民族主义对共同资本的威胁。例如《经济学人》警告说：民族主义会妨碍在亚洲的自由贸易，而且民族主义对“全球公司”扩展的威胁比暂时的资本短缺更甚。（注：参见《经济学人》第325期(1992.10.24)第35-36页。）《经营评论》报道说：可怕的是一种“冷和平”(coldpeace)，在冷和平当中，民族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空间里的碰撞会带来严重后果，虽然也有人认为最终获益的是商业价值观而不是民族主义价值观。（注：参见《经营评论》第82期(1993.3.)第30-32页。）还有一些人考虑民族主义对多国资本的影响，包括对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影响。 自九十年代以来，多国资本像电子媒体那样不断在全球扩展，而民族主义则是反抗这种多国资本扩展的所在。从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出发，民族主义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反制度的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虽然它已经走过了反资本的关键阶段，但仍然在国际舞台上存在。（注：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海和劳伦斯·K.霍普金斯合著的《反制度的运动》（伦敦，Verso,1989）第75-76页。）正如“反制度的运动”这一提法本身所表明的，民族主义不仅在政治实践中仍然存在，而且在理论中也存在。在当前西方的文化研究中，人们并不大考虑民族主义的实证主义特征，如在一个划定的地区和经济里的共同语言、文化和心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在这些特征之间、国民和非国民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而不是特定的、具体化的特点；更多关注的，是民族同一性创造的主观过程，而不是其实证过程。当前文化研究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它一方面为民族主义辩护，同时又对新形式的多国地缘政治组织提供一种批评的理解；一方面认为民族主义是妨碍全球化社会经济形成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承认民族主义的反对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化斗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因此，对于全球化时期的民族主义，应该进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认知的测绘”(cognitive mapping)，着重考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构成，提出以新的全球结构为基础的分析形式。西方从事文化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后期资本主义（与文化逻辑相联系）已经产生出新的文化形式，使旧的批判方法失去了原有的功效。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海和劳伦斯·K.霍普金斯所说，“作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电子化一方面通过使技术劳动分工一体化对主要的阶级形成过程产生整体影响，……另一方面……对生存条件的大众意识产生整体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都还没有衡量该趋势影响的理论观念，而电子化的不断发展却会把那种趋势影响带给大众的斗争。”（注：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海和劳伦斯·K.霍普金斯合著的《反制度的运动》（伦敦，Verso,1989）第75-76页。）因此，作为当前联系民族主义和多国民族主义的条件和影响，媒体或整个电子文化象征着一个独特的场所，通过这个场所可以看到一系列更基本的悖论，包括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化与非中心化的关系，以及一般与具体的关系，等等。 这些对立的关系既存在于民族主义的经验领域，也存在于民族主义的主观领域；因此既应该考虑其物质的一面，也应该考虑其理念的一面。于是，对于如何理解这种关系，或如何理解当代的民族主义，阿尔都塞的多因素决定论便显得非常重要。阿尔都塞最初的论述是：劳动和资本之间多因素决定的矛盾“通过‘上层建筑’的形式……‘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历史境况’来具体说明，历史境况一方面决定它作为民族之过去的一种功能……另一方面决定它作为现存之‘世界语境’的功能……”（注：路易斯·阿尔都塞《矛盾和多因素决定论》，载《为了马克思》（本·布鲁斯特译）（伦敦，Verso,1990）第106页。）多因素决定论不只是一种共时的、多种因果关系的结构理论，而且它还能够说明当代民族主义的时间性矛盾，因为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经济中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合时宜”。阿尔都塞在把民族主义纳入他的意识形态“残余”时也注意到了这种不合时宜的情况，认为这些残余可以通过多因素决定来进行解释： 什么是“残余”？它的理论地位如何？它基本上是社会的还是“心理的”？它是否可以归纳为残存的某些经济“结构”……？或者它也同样指其它的“结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结构等等：风俗、习惯、甚至“传统”，如“民族传统”及其具体的特征？……那么，我们该如何考虑这些残余呢？……无疑应该根据任何矛盾都由多因素决定、任何社会的构成成分也都由多因素决定来考虑……（注：路易斯·阿尔都塞《矛盾和多因素决定论》，载《为了马克思》（本·布鲁斯特译）（伦敦，Verso,1990）第114-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