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语言进行研究并不是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专利，英美也有相应的语言学研究，但英美语言学研究和法国的侧重语言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英美女权主义语言学中，语言是索绪尔所认为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固定关系的独立的系统和稳固的媒介，而这正是法国女权主义语言学所要反对的。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命名、标志和交流的系统，而且是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得以产生的场所，是权力的场所。她们的注意对象由语言系统转向了说话的主体，因为在她们看来，语言是建构主体的情境(condition)。无论朱莉亚·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的符号学(semiotic)、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的女性写作(écriturer fémimine)还是露丝·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的女人腔(parler femme)都否定了语言本身的稳固性。她们要解构语言的意指系统，把语言研究的结构和内容分析转向对意指过程的分析，盗用男性话语，在偷换概念和制造歧义等策略中，赋予语言以新的意义。法国人的研究是一种非人本主义的语言学研究。 一、德里达与拉康的相关理论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有两个理论来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解构主义化。 在德里达看来，意义不是象以往的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二元对立中产生的，而是在与同一序列里其他项类的关系中产生的，意义产生于一种能指的在场和其他能指的缺席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因而语言不象传统结构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稳定的。语言也不是一个规则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所指与能指对称单位的结构。它象是一个无限延展的网，网上的成份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份受到绝对的限定，但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德里达创造了一个新术语différance，汉语一般译作“异延”或“延异”，它被规定了两种含义，一是差别或区分，一是延搁或推迟。德里达杜撰该词在于说明，意义都是从它同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的。同时，意义也不可能拥有自给自明的绝对性，其确凿指向便向四面八方播散开去，环环延宕下来。意义实际上是一种由一种阐释替代另一种阐释的游戏。异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它成了解构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有力的武器。德里达认为，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是奠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上的：“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的形而上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蓝本先于摹本等等。它并不仅仅是许许多多种形而上学的姿态中的一种，而是形而上学的迫切之需，是那最是恒久，最为基础的，最具有潜能的程序。”（注：转引自《美学与艺术评论》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这样的二元对立等级序列，不仅表现于宗教和哲学中，而且也表现在语言之中。解构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和拆除使这一二元对立得以成立的逻辑和术语。德里达在分析现代社会时认为，这种二元对立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倾向，他将这两种倾向复合成一个词——菲逻各中心(phalogocentric)，对这一中心的解构，就涉及到了女权主义的目标。 拉康认为，语言是无意识的情境(condition)，他把心理分析看成是语言阐释，认为对于无意识，要像解读寓言一样来阐释，而探索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则有助于揭示主体，因为无意识是主体欲望不能满足的结果。主体不是别的，它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能指，它在能指链中潜行，不断被建构和颠覆。 在拉康的理论中，想象(the Imaginery)与象征(the Symbolic)是两个与现实(the Real)相异的基本的术语。想象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相一致，在这一阶段，孩子认为自己是母亲的一部分，自己与世界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压抑、没有缺失，也就没有潜意识。象征界则不同，父亲的出现离间了母子，对孩子来说则意味着失去母亲的肉体，占有母亲的欲望也就因之受到压抑，无意识由此展开。也就是说无意识是作为欲望压抑的结果而浮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意识就是欲望。象征秩序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中父权制的性别和社会文化秩序，由围绕着男性生殖器官的菲勒斯构成，受父亲的法律(the Law of the Father)的支配。无论主体是否愿意进入象征秩序，由于它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宰，主体必须进入象征秩序才不至于成为精神病患者。以回到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来抗拒父权制的象征秩序对女性的压抑，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常用的策略。而在语言中建构主体，则使法国女权主义的语言研究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 二、埃莱娜·西苏与女性写作 西苏在《新生儿》中列出了这样一张二元对立表：主动性／被动性、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白昼／黑夜、父亲／母亲、头脑／情感、概念的／感觉的、逻各斯／情感因素(pathos)，这些二元对立项都与潜在的男／女二元对立相一致。在菲勒斯中心的社会里，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则意味着男性为正面价值，代表男性价值的菲勒斯则是一个超验的能指，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用以证明男性存在的价值的他者。“也许她是代表着男人身上某种东西的一个符号，而男人需要压制这种东西，将她逐出到他的自身的存在之外，驱赶到他自己明确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安全的陌生区域。也许外部存在的东西同时也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内部，陌生的东西同时也非常熟悉——结果男人必须尽要能警惕地巡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绝对界线。”（注：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男人在拚命维护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西苏则以既有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来解构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女性写作正是她所说的双性同体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