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批评再次转型的历史必然 与世纪初的文学批评现代转型一样，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再次转型，也不是一种孤立和自发的文学变革，而是在社会和文学变革的背景之下，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冲击之下发生和推进的。 通常说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准确地说是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无论是一般社会发展还是文学、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都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而且是与世界的现代化潮流相联系的。然而实际上，中西所谓“现代”的概念含义是不同的，“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也有很大的差异，两者存在明显的时代落差。 从一般社会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为动力，以经济高速发展带动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西方国家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是由初级工业社会进入完全的工业社会，五、六十年代则进入后工业社会，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从文学发展来说，则是从近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高潮，发展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从五、六十年代起更进一步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相应从近代的浪漫主义批评和现实主义批评为主导，发展为20世纪前后至今的多元化批评形态。 而中国社会在20世纪前半期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则是以政治革命为动力，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枷锁和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为目标的。中国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社会，只意味着告别封建社会，大致相当于欧洲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不同的是还面临着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等多重历史任务。在世纪初封建专制统治被颠覆、国禁大开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有了多方面选择借鉴和实验探索的充分自由与可能。因此，西方近代以来直至20世纪同期的各种文学形态和文学批评形态几乎同时被引进，被广泛地借鉴吸收和转化为自身的探索创造，形成多元化的格局。 然而，文学的发展毕竟要受时代条件的限制，离不开时代需求的制约。在20世纪的前半期，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文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这一时代主题的牵引，凡是切合这一时代主题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形态，必定成为这一时代的主导或主流形态。在本世纪初，西方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大文学思潮，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几乎是同时传入，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共时性的影响，使中国文学也相应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大潮流。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浪漫主义批评倡导个性解放和情感自由表现，有助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即有助于思想启蒙；现实主义批评主张文学直面现实人生，反映现实生活，无疑是着眼于文学在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乃至变革现实方面的功能；现代主义的各种批评形态，包括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批评，以及纯艺术纯审美的批评，也至少以自由探索的精神和姿态，冲破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形成思想解放的氛围，从而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但是，启蒙和救亡的时代主题和紧迫任务，毕竟更需要具有现实品格和战斗性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因此，那些比较远离时代主题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形态便逐渐淡出或沉落了，甚至浪漫主义批评也退出中心地位发生转向，这样，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批评以及社会历史批评便成为时代的主要潮流。 这种“多元归一”的发展走向，既是时代的选择，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无疑也包含着历史的局限与片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潮流，后来也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出现了偏差。在“左”的政治思潮和苏联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批评被抛弃了它的丰富内涵而变得过于现实化和急功近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本来开拓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却被局限在阶级论和政治功利论的狭小圈子里，愈来愈显得单一和僵化，这显然不符合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要求。 问题还在于20世纪中期的历史错位。本来在基本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之后，就应及时调整方向，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也就是使社会全面进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然而事实上，却仍是在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滑行，并且越滑越远，与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严重错位甚至背离。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来说，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愈来愈强化的政治功利主义，到建国后不仅未能松动下来，反而更加强化，它们的发展空间愈来愈狭小和封闭，与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和目标也只能是偏离得愈来愈远乃至完全背离。 从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变革，标志着曾经偏离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开始扭转方向重新回到现代化的发展轨道，再次启动现代化进程，这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人民的普遍愿望。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的条件下，文学获得了又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重新焕发蓬勃生机，文学批评则开始实现本世纪的第二次转型。（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次转型，参见拙作《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二、新时期文学批评转型探索的进程及其走向 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再次转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把经过第一次转型发展，但不幸陷于僵化、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文学批评，重新扳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继续其现代化发展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打破封闭僵化的政治批评模式，使当代文学批评获得解放，走向开放性的探索发展。 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文学批评转型的第一步，是在社会改革转型之初，打破以往完全封闭僵化的政治批评模式（或者可以叫作“文革批评模式”），恢复现实主义批评传统。从文学批评形态论的角度看，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政治批评，确实形成了一个由观念、方法、范型、话语构成的完整系统。比如，从文学观念来说，首先认定文学是现实生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求写“生活本质”，按“三突出”原则描写人物和塑造典型；在价值观上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在文体上，则有几乎是被“钦定”的“样板文体”，创作和批评，一律以此为范本。关于批评方法，主要是采用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尤其是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批评模式和范型，也差不多是框定了的“三段论”：首先联系作者的阶级出身、政治倾向以及作品所反映生活的社会政治背景，来判断作品的“主题”；其次则是结合主题分析“人物”；然后再分析作品在“艺术”上如何为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服务，以此判断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下。至于“文革批评”那一套十分“规范”的批评话语，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概都耳熟能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