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先生曾在《人民日报》著文谈到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见1997年6月19日本报）， 对当今文学批评界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中肯的分析。沿着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下去，我感到在文学批评价值取向问题的背后，还牵连着一个文学批评主体观的问题。似乎可以说，文学批评主体观的问题倘若不能得到认真解决，则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我以为，当今文学批评中价值取向上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批评中“个人化”或“个体主义”的极端主体观相关。 人们都还记得，我国八十年代后期曾进行过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文学界的思想解放，激发文学主体的探索创造精神，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理论上的偏颇，即过于强调个人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的实践，忽视了文学主体性的时代社会内涵及其实践品格。进入九十年代，一方面受市场经济大潮的驱动，另一方面则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使一些人的文学主体观愈益朝着个体主义的极端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了文学和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上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极力消解创作和批评活动的社会责任感而强调个人文化立场，极力淡化文学的社会意义而推崇个人审美趣味，把文学活动完全看成一种个人文化行为；在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方面，否认有任何公认的社会规范，而将个人的审美感觉和趣味奉为唯一尺度，或者干脆否认任何价值尺度，提倡相对主义批评策略——既然每一个体的审美趣味和评判尺度都是至高无上且不可通约的，取相对主义立场岂不更为自在随意、皆大欢喜？只是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如钱中文先生所批评的那种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上的消解性和消极性：从反社会规范的极端个体主义文化立场出发，对什么都不予承认，对任何价值都表示怀疑，并且直截了当地予以否定；或者反过来，站在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又对什么都予以认同，对任何价值都不置可否，放弃辨别，拒绝评判，结果只能是消解批评自身的存在意义，使文坛陷入多元混杂和一片浑沌。这些都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现在有一种看法似乎很流行，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主潮已是后现代主义，我国九十年代以实行市场经济为标志也正在加入这一世界潮流，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标志正是个人主义与相对主义；从现实看，商业化社会生活也已使得人的群体性下降，个体性上升，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文化，而处于个体文化时代的批评策略，理所当然应该是个体主义的。这种三段论式的推断是否能够成立，似乎大可怀疑。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世界上任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它尊重个人创造性和法定的个人权利，但在价值观念上明确反对个人主义而倡导集体主义；况且，通过市场经济途径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显然要依靠民族群体的共同奋斗，因此很难断言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体性会超越群体性，后现代主义或个体主义文化会成为主导潮流。其次，姑且认可在当今商业化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个体主义膨胀的事实，也并不等于说文化除了随波逐流走个体化道路之外就别无选择——就文化本身的功能来讲，它不能只是迎合时尚，而是更负有社会批判和规范的职责。借用古罗马批评家郎加纳斯的话来说，一个失去规范控制的社会，就会像一只没有了压舱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社会的发展，既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如果说商业化的利益驱动像鞭子一样驱赶着人们在个体主义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文化不能也都去加入这狂奔的行列，更不能也充当“鞭子”使之加速狂奔，文化的功用应当是“缰绳”——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批判反文明反社会的现象，合理地制约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文学批评更应自觉担负这种职责。 倡导个体主义批评，还有一个似乎非常充分的理由，就是个体主义能有效地抵抗文化专制主义和思想僵化，因而，谁要是反对个体主义，就无异于维护专制主义和回到僵化。其实，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认识误区。文化专制主义和僵化无疑是要坚决反对的，但是用个体主义来反对专制主义，起码是开错了药方。个体主义在争得很有限的一己权利的同时，在整体上却导致一盘散沙，如何有力量来对付专制主义？弄不好恰恰适得其反，为专制主义的肆虐提供了借口和条件。只有建立在充分自觉基础上的共同抵抗和有力批判，才有可能真正打倒专制主义和僵化，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回到文学批评主体观的话题上来。前面说到，八十年代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存在某种偏颇，具体表现在比较偏重强调个体性而忽视对个体性的超越。我认为文学主体性虽然以个体意识的觉醒强化为基础和前提，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孤立的个体性层次，仅仅追求个体的自我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那么它就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尤其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朝着个体自我表现的极端化方向发展，甚至有可能重新导致主体性的沦落；而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要在充分自觉的个体意识的基础上实现对个体性的超越，自觉将自我存在与时代生活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这样的文学主体性才会有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才有可能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分析心理学批评家容格曾对“个人艺术家”和“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作过认真的区分，这对我们也许不无启发意义。在他看来，“个人艺术家”只是作为个人而存在，只满足于在艺术中表现个人的东西，而作品中个人的东西越多，反而越不成为艺术；“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则是一种超越了个体性的艺术人格，他是作为艺术家而不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艺术的本质正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与人类心灵对话。那么对于今天的批评家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作为个人而存在还是作为真正的艺术批评家而存在的问题呢？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仍然坚持认为，一方面，确实应当充分肯定个体解放的意义，同时也需要尊重个人的创造性和探索精神，像列宁所强调的那样，必须绝对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将文学主体性仅仅局限在个体性的层次，乃至向个体主义的极端不断强化，确实会带来文学和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上的失范，九十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消极性现象，不能不说与此相关。如果说在八十年代的讨论中未能对文学主体性问题形成辩证的认识，那么通过对九十年代文学实践的批判反思，就理应获得更辩证深刻一些的认识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