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比我美丽的东西的回忆：／我看见它，我看见它，／并且就这样死去！……那飘逝的是永恒的。”〔1 〕如果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诗歌的语言就是悖论的语言”，〔2 〕尼采的这首诗就用语言的悖论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生存论和本体论的悖论：在痛苦的回忆、冥思和体验中，本真之光豁然刺破意识的黑幕，使个体此在从日常沉沦中幡然醒悟，在瞬间的启亮中洞悉到生命的美与真。然而，这种启亮和洞悉却转瞬即逝，顷刻间便消散在无垠的空朦之中。人的生存论的悲剧即在于此：本真的烛照时刻不仅不能永驻于心，反而要用生命的付出为代价。所以孔子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浮士德惊呼“你真美呀，请停一停”，随即阖然长逝。这毋宁说是一种难以克制的焦虑：以个体生命的有限和沉沦去晤面大化生命的无限和超验自然是一个难以化解的悖论，但难道个体此在就因此而有理由心安理得地沉湎于麻木的日常共在之中吗？难道形而上的追问就因此而应被永远地“悬搁”起来吗？我以为这绝非尼采所要表达的意思。尼采之不同于叔本华的悲情恰恰在于他（尼采）总怀有飞蛾扑向太阳的冲动和热情。他对体现个体生命意志的酒神精神的竭力张扬就证明他秉赋有一腔永不服膺的精神。所以，“那飘逝的是永恒的”在尼采的互文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中与其是一个陈述，毋宁被理解为一种充满焦虑的反诘“那飘逝的是永恒的？”或“那永恒的是飘逝的？”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讨论这几行诗句，倒不仅仅在于它关涉到本体论的基本问题，而在于它隐含触及到了尼采之后20世纪西方哲学诗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既然永恒的美难以在经验中被把握，那么形而上学关于美的沉思和追问还有无存在的价值？或者说，既然古典美学中关于美的永恒的本质在经验中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证伪，那么关于美的形而上学的“经典表述”是否应归入假命题而排除在经验分析之外？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20世纪西方各美学流派的不同的理论品格。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美学拒斥审美体验，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了断然否定的回答，甚至导致了韦兹的美学取消主义这一极端的主张。本文拟从对分析美学某些激进观点的批判分析入手，结合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诗学，重新讨论在后现代的喧哗和骚动中早已被人们所遗忘了的审美的心性体验和诗意言说等问题，虽然从自己的学养和窗外的世界两方面来讲，这都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论著《逻辑哲学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凡是能说的就一定能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人们就应该保持沉默。”（“what can be said at all can be said clearly,and where of oneconnot speak there of one must be silent.”）〔3〕那么什么是可说的，什么又是不可说的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可说的即是能用命题加以清楚描述的，如自然科学的概念。而不可说的则是无法用命题加以描述、属于“神秘的东西”的范畴，具体地讲就是“美和善”等超经验领域的问题。他说：“哲学中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并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无论美和善有多大的同一性，它们都属于这类问题”。〔4〕鉴于这类问题在经验中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证伪，所以，它们属于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对象，因而终于被维特根斯坦排除在他的“语言批判哲学”范畴之外。维特根斯坦在此是想建立一种明晰的、逻辑化的理想语言（ideal language），以“自下而上”（Von unten ）的方式来对抗黑格尔“自上而下”（Von oben）的哲学研究。然而由于过分强调明晰性和可分析验证性，从而不得不悬搁甚至放逐了哲学的真正使命即对存在本体的追问。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对关于美的本质、艺术的本源性等问题更进一步实行了“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d）的策略， 即把语言意义的问题放到他的语言批判哲学的中心位置，伴随着“语义上行”自然是形而上关怀的下行降解。在《哲学研究》一书中，维特根斯坦从早期对理想语言的建构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研究并提出了他的又一著名论断：“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5 〕这句话所涵盖的重要结论就是语词没有共同本质的、固定的意义，所有的仅是像游戏一样的“家族类似”（family resemblances）。〔6〕就艺术而言，关于“美”的各种定义都不能也不可能触及到美的共同本质，因为根本没有“美的本质”这种东西。“美”只是一个形容词，是人们在日常语言的各种语境里用以表达主体态度的一种感叹。他说：“这个题目（美学）太大了，而且就我看来，它整个地被误解了。‘美的’这个词比其他词更频繁地出现在某些句子中，如果你注意一下这些句子的语言学形成的话，你就会发现，像‘美的’这样的词更容易被误解。‘美的’（还有‘好的’）是一个形容词，因而你不禁要说‘它有某种性质，即美的性质’。”〔7〕这样， 所有关于美的本质的界说都是由于形而上学的先验置入而造成的误解：美的本体性质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关于“美”的各种语用学意义或语境义（pragmatic or contextual meaning）；这些形形色色的意义之间并没有一个最小公分母（denominator ）而只有某种“家族类似”。于是对美的本体论追问等传统哲学诗学的关切，终于被维特根斯坦从前期为建构“理想语言”而暂时悬搁到后期由于关注“日常语言”而彻底否定和放逐了。这一再度的降解（许多学者将此称为维特根斯坦的第二次转向；但我却宁愿称之为“二度降解”：一次从本质悬搁到本质取消的降解事件）所引起的另一重要后果就是维特根斯坦将“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联系起来。他说：“人们很容易想象一种仅仅由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的语言——或者想象一种仅仅由问题和是或否的答复表述所组成的语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8〕显然，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谓的“生活形式”只是一种日常生活形式（相对于海德格尔“诗意栖居”式的生活形式）。日常语言意义的明晰性只能显现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具体语境中。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意义明晰性的追寻毋宁说更偏重于对日常生活状态的关注，因为他坚持认为语言不仅仅有“命名”功能，有助于我们“谈论一件事物”，“事实上我们用语句做大量各种各样的事”。〔9〕这样， 语言不仅失去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形而上意义，连最起码的符号学语义也被掏空了，剩下的只是运用——用语言进行各种日常活动。显然这一论断直接导致了奥斯汀（J.L.Austin）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建立。在《论言有所为》一书中， 奥斯汀提出，我们所有的语句都不是表述性（constative）的而是施为性（performative）的，即我们每说一句话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动作，而非表述了一个真理性陈述。〔10〕比如“《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相当于“我宣称／我保证／我向你们表明我的看法：《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奥斯汀的激进观点遭到了更为激进的德里达的批判，从而导致了德里达和美国言语行为理论家塞尔（John Searle）的论战。〔11〕 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到西方哲学（诗学）的第二次转向（第一次是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到笛卡尔的认识论）：从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论和日常生活论；存在、神性、物自体、美和善等形而上的关怀愈来愈远离哲学（诗学）的领地，以至于发展到维特根斯坦要取消哲学、韦兹要取消美学的骇人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到了不仅倒掉了澡盆中的婴儿，还连端澡盆的人自己也要一起倒掉的过激论调。 哲学诗学真地走到了尽头吗？美的形而上学的本质真的不复存在了吗？那“永恒”的果真已飘逝得无影无踪了吗？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削平深度、走向平庸、溺于日常共在的“众声喧哗”里，知识分子到底应媚俗大众、拥抱卑琐、躲避崇高、参与日常语言的狂欢，还是躬身而退、自我放逐到公众话语的边缘地带，勇敢而寂寞地担当起“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角色，守望心中那仅存的一块诗意的麦田？我以为每一个尚具理性和心性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把问题拉回到维特根斯坦，我们却不得不理解他的两难。显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一直是围绕着语言表达这一千古难题而展开的。他早期关于可说／不可说的勘界主要是在语言表达的范围内进行的。他明确地指出他所要划定的界限“不是针对思想，而是针对思想的表达”（“not to thoughts,but to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s”）。〔12 〕这充分说明他早期的哲学批判并非指向形而上学，而是指向被形而上学误导的语言。正如前文指出，他的“语义上行”策略只是悬搁了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神性、物自体、美和善等本体论问题，因为它们属于不可言说的神秘。遗憾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来放弃了早期这一较为合理的立场，反而将“语义上行”这一权宜之计的策略提升到另一本体论的高度（即日常语言本体和日常生活本体）。其实，综观整个中西哲学（诗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以（常态）语言的有限性和逻辑语法性去晤面和言说形而上体验的无限性和神秘性这一深刻的悖论，一直是困扰着哲人和诗人的难以挥去的焦虑。柏拉图以诗歌是理式的二度摹本而贬斥诗歌（语言）；〔13〕康德说：“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我们并不总能用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14〕弗莱说：“诗人不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是不能够说出他想说的东西”；〔15〕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16〕庄子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17〕这些对语言的焦虑其实源于一个共同的寻找阿基米德支点（Achimedean fulcrum）的冲动。古典的哲人诗人们设想只要找到了这样一个“第一原理”式的支点，就可以从经验世界中抽身而出。站到这样一个高度，人们就不仅可以反观经验，还可以把握到超验，达到物自体。然而人们唯一的认识工具——语言是难以承担这一支点的，因为不管从那一方面看，语言都隶属经验思想的范畴，它的语法逻辑难以将其触须伸入非经验的神秘的王国。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即是指一旦超验的“道”被语言道出， 便立刻失去了其恒长性（consta-ncy）、超验性，从而跌落于经验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