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新潮打出的第三面旗帜──创作自由 1984年9月，为了筹备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宣部召开了一次工作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党员文艺工作者和党在文艺战线的负责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对中央提出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克服软弱涣散的问题交流看法，统一认识。但少数人却在背后飞短流长，把这次工作会议说成是整人的会议，至使中央的指示精神未能得到贯彻和落实。之后不久，中国作协四大筹备组向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个提法被人为地消解了，也就是两个不提了。于是，不加任何限制词的所谓创作自由，就成了作协四大的主题。正如有的文章所提示的那样，“在会上，频繁地出现了攻击清除精神污染的声音；污蔑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创作自由的声音；要求为《苦恋》等剧本‘平反’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熊复：《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8期）。刘宾雁等人成了作协四大的活跃人物。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就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落实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而成为攻讦的靶子，甚至被目为要加以清除的“清污分子”。 正是出于对“两个不提了”的回报，有人在会上不胜雀跃地高呼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还有的把作协四大说成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历史上的遵义会议，是一次反“左”倾路线斗争的会议。把作协四大称之为“遵义会议”，那就是把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成“左”的东西来反了。这次会议还借换届之机，把刘宾雁之流选进了中国作协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难怪王若望回到上海后不胜得意地对人讲，这次作协会议右派很吃香，被目为“五七”战士。 所以，在中国作协四大之后不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如有的文章所指出的，就从思想、文化领域，即从所谓文艺的“创作自由”，扩展到所谓的“演出自由”、“学术自由”，进而更扩展到政治领域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在1985-1986年两年间，到处做演讲，做报告，写文章和发表作品（如《两种忠诚》）。他们专门对入世未深的青年进行煽动性的蛊惑宣传。他们大讲特讲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封建主义的大酱缸”，还说我们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或者说是“涂上了社会主义油彩的封建主义社会”，并毫不掩饰地说社会主义是条绝路，只有实行资本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正在这些人的鼓噪特别上劲的当口，当时中宣部的负责人又大唱“三宽”的调子，即宽厚、宽容和宽松。“三宽”一出，各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言论就更加甚嚣尘上。恰如老作家姚雪垠所指出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讲‘宽松’、‘宽容’和‘宽厚’。这一现实，对我国知识界的广大共产党员来说，不能不说是严峻的”（参见《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载《红旗》，1987年第8期）。 我们社会又一次被人为地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境地。这时，小平同志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他再次严肃地指出，“对于那些明显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风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他还说道，“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后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6页）。 其实，就拿文艺上的创作自由来讲，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辞》里，就作为党在文艺领域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提了出来。例如，他讲道：“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接着还引列宁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的话说，“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平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这就是党在新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提出的创作自由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中国作协四大提出的，或者说重申的创作自由，是与小平同志上述讲话精神相左的。包括刘宾雁在内的一些人故意阉割《祝辞》的精神。他们对《祝辞》的理解只有六个字，就是“不要横加干涉”。 丁玲在作协四大之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的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你不熟悉水，你不懂游泳，你在水里就没有自由。球类运动员的自由，是在四条端线内的自由，出了这个框框，就没有自由“（参见《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载198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林默涵同志也认为作协四大“开得很不好。受此影响，其他艺术协会的代表会也开得不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后，一些人大讲无限制的创作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目的都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参见《坚决而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载1987年4月15日《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