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泛滥的三年 1986年下半年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前后大约有三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新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最多，社会矛盾最尖锐，文艺思想最混乱的三年。社会处于严重的不安定状态。三年中，两个总书记一前一后相继下台。社会由动荡不安走向政治动乱，并最后引发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社会主义的改革大业险些被葬送，新中国也岌岌乎险些变了颜色。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终于渡过了这场劫难，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 造成这般严重局面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熟视无睹，甚至放任怂恿。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终于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著名理论家熊复同志于1987年3月20日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两次讲话中提供了有关重要情况，他说在起草和讨论上述文件的过程中，理论、思想界和文艺界都有一些人坚决反对在文件中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他们的理由是，不要把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口号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奉送给了资产阶级。只是由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才终于写进了《决议》。在上述会议的最后一天，还有个别人要求删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在1986年9月28日的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说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 “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182页） 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讲话，当时没有传达，当然也就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也正式通过了，但会议一结束，就被束之高阁。就在这次中央会议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些重要报刊、大学讲坛和各种名目的跨部门、跨地区的讨论会、座谈会、演讲会上，占领了许许多多的思想阵地。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四处做报告。他们用蛊惑人心的言词丑化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丑化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极力鼓吹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例如方励之，就从安徽科技大学讲起，讲到南京大学，上海几个高等院校，再讲到浙江大学。在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的情况下，1986年底全国28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潮。 党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乃于1987年1月6日至3月16日，先后发出了第1、2、3、4、和8号文件，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斗号召。 在学潮刚刚平息下去的当口，新上任的《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就亲手推出了他主编的第一期《人民文学》，即1987年第1、2期合刊。马建的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以及中篇小说《欢乐》、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短篇《谐振》，都是有严重错误政治倾向的作品。尤其是马建的《舌苔》，不仅内容污秽，而且极大地伤害了藏族同胞的感情。如果不是中央有关部门发现早，处理及时，很可能引发更其严重的民族纠葛和社会动乱。 《人民文学》编辑部为这期合刊还专门撰写了题为《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的《编者的话》，他们用两只轮子来比拟党的两个基本点，但却有意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只瞩意于改革和开放。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并以杜撰的“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排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稍后作的检查中，也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承认这期合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的结果”。主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 在1987年3月24日出版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第四期上，发表了该刊编辑部的重要文章《新春的”反思“》这篇编辑部文章不仅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的令人忧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明确指出文艺领域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情况，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由化思潮越演越烈的指导思想上的原因。例如文章写道：“正因为对错误思潮抵制不力、批评不力，少数同志对之采取放任、保护、怂恿以至支持的态度，这就给错误思潮的发展、蔓延提供了方便条件，以至在文艺领域的某些范围里，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是非颠倒，错误的东西被一些人当作时髦而趋之若鹜，正确的东西受到冷落和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