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文学史，总包含一个转型之意在其中，它为自1840年以来的文化转型所带动，又加入整个文化转型运动之中，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历程异常复杂，文学的转型也格外曲折。只见它，看似完成，突然推倒重来，好像成功，猛又曲转他途，百年中呈出了三次转型，可以说它们都胜利了，也可以说又都失败了，这里面有好些问题可以思考。 一 第一次文学转型，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始，到“五四”文学止，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西化转型。以中国进入世界史这一大潮为背景的小说革命，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把小说定为文艺的最上乘，这一观念在80年代末电视普及以前，基本上成为全国的共识，因此从小说上最容易显出中国文学转型的特点。 第一次小说转型，始于1902年的小说界革命，终于约1927年白话小说的全面成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02—1917年的新小说，其表现为终极意蕴转型；1917—1927年的“五四”小说，突出了文学形式转型。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新小说从形式上来说，是古典白话小说的承延，但在内在意蕴上却几乎完全与之脱钩。古典小说的内蕴有：第一，说话（叙述）者的突出。它不但常在开头和结尾亮相，在中间也不断地插进来，对故事、人物、情节进行知识性的解释、评论和直接对读者进行道德性、哲学性的教训。它直接控制故事，特别要把那些本具有多义性的情节导向与正统观念相符合的意义，类似于西方叙述理论中的“叙述干预”。但说话者的突出是要叙述者必须具备中国式的全知视点，它不仅是一种叙述方式，更是一种根本立场。第二，数的规律。把代表中国文化宇宙规律的数作为小说的结构原则，主要表现为章回之数和人物之数。第三，宿命原则。与数的规律相辅相成，把一切事情都解释为“天命”。第四，结果控制。故事的结尾一定要体现天道的圆形，根据善恶有报的总原则来整合故事。第五，诗词点眼。诗是中国古代文艺的最高类型，诗是表现宇宙之道的最佳方式，是修养高雅的外显，是性情的最好表达形式。中国小说的前面点题、结尾总结、情节的重要处和精彩处都要有诗词出现（按西方理论，会把诗词点眼分割为叙述者干预和人物行为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有失原意）。第六，线型叙述。它具有两大特征：时间顺叙和行动为主。这是由中国的宇宙、历史观和各类文艺共享的“线”的审美法则支持的。 由于有当时古代宇宙观、历史观已经衰微，被西方的“先进思想”所取代的背景，新小说虽然承袭了古代的回目形式，然而已经没有了经典长篇所蕴含的两大内容——回目本身包含的对偶、均衡的圆形意蕴，回目的数目所包含的天道之“数”，而成为一种没有深层内涵，仅与表层情节相关的纯形式。回目的对偶所包蕴的深层／必然以平衡任何一回中个别／偶然可能对天道的偏离的作用没有了，总体回目的数字安排以支持回目对偶形式的圆形寓意也不见了。古代的循环圆形宇宙观在小说家的心目中已被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直线型进化论宇宙观所代替。线型叙述之“线”也因此被转意了。说话者依然突出，也常常进行叙事干预，但要突出的已不是古之道，而是今之道。新小说承继了古代长篇的形式，却拒绝了这形式所包含的内容。中国的当下危机绝不是处在古代历史规律“盛衰循环，王朝更替”的一个环节中，而是处在西方历史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的一个阶梯上，不进则退，守旧必亡。对旧制度的暴露、攻击、诅咒，使之早日灭亡，构成了与古代回目形式完全矛盾的新内容。 从以上六个方面的变化，可以大致对小说革命在中国小说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所处的阶段有一个定位。1902—1917年的小说转型虽然也出现了形式上的转型起步，如《禽海石》（1906）用第一人称，《恨海》（1906）大幅度的心理描写，《九命奇冤》（1906）具有西方小说式的倒叙，《碎琴楼》（何诹，1911）大程度地打破章回体格局。但总的来说，表现的是“道”（终极意义）的变化。这主要又在于，在最外在的层面——语言上，新小说不是古典白话就是文言，二者一道在小说形式上表现了古代的延续，一道证明着1902—1917年小说转型的重心。 1917年新文化运动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对整个文化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的白话文运动直接开启了小说的形式革命。本来，1918年以来的小说在思想上也显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前小说的质的深刻变化，然而从传统与现代这一角度来说，1902年以来的小说已经在终极意蕴上与传统断裂，1918年以后的再断裂就不显突出，而在小说形式上的变动则具有标志意义。“五四”小说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语言，二是叙述模式，三是文体。叙述模式是小说转型的艺术形式指标。这里陈平原先生有专门研究，他在《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一书中从叙述时间、叙述角度和叙述结构三个方面定量地分析了1902—1927年的小说，指出虽然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是从1902年开始的，但到1917年以后，才发生质的变化。在叙述时间的三种因素（连贯叙述、倒装叙述和交错叙述）中，“五四”小说倒装叙述大量增加，交错叙述开始出现；在叙述角度的四因素（全知叙述、第一人称限制叙述、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和纯客观叙述）中，后三种因素在“五四”小说都成倍增长，其中特别是纯客观叙述最为显著；在叙述结构三因素（情节中心、性格中心和背景中心）中，性格中心成倍增长，背景中心开始出现。叙述模式的转变在新小说中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新小说更接近古典小说的事实，除了新叙述模式在数量上还不够多，涉及面还不够广外，就是语言和文体的基本承旧。与“五四”小说叙述模式在量的增加和面的扩大相联系的是语言和文体的彻底变化。白话文运动导致的现代汉语（词汇、语法、标点）的产生，是小说转型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尺度。一翻开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在语言感受上，就给人以不同的冲击。如果说，小说界革命的实绩（四大谴责小说）在外貌上仍给人与古典白话小说相似的印象，那么，鲁迅、郁达夫、庐隐、废名的作品，一看就知道完全不同于传统，变成了真正的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上，完全抛弃了古典小说的章回结构，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大量出现，应合了纯客观叙述与古典叙述基调的决裂，叙述模式的彻底改变又只有在现代汉语和新的文体上才是可能的。新的叙述模式、新的文体和现代汉语的同步转变标志了中国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现代转型。同样明显的是按照与西方文化接轨的方向运行的。至此中国小说融入世界的转型过程就基本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