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18日于上海 上个世纪之交，27岁的梁启超“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正身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时，写下了著名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表达了他迈进新世纪“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的激动之情。如今时间已过近100年了。就文学批评而言， 这确实也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时刻，因为中国是带着“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激情跨入20世纪的。 可惜，对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人们并不感到十分辉煌，至少在将要跨越这个世纪的时候，普遍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例如青年批评家谭运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就谈到：“如果有人声称20世纪的中国文学并未出现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相信不少人都会强烈地表示异议。……但是，如果有人声称20世纪并未出现一个真正伟大的批评家，则相信有异议的人数将会大大减少，……事实上，百年以来，除了一个胡风因文艺批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了一番并非学术意义上的风风雨雨之外，人们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家的名字了。甚至于，人们还很难说出一个具备相当份量的文学批评活动，或者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页） 我相信很多人会对这种看法多少持有异议。因为在这个世纪我们并非一无所得，一无所有，只不过我们的期望过高，而现实的回报又总是不尽如人意，以至于当批评界两次擂起进军新世纪鼓点时，多少会感到消沉和失望。今年4月中旬， 我参加了在广东召开的“跨世纪文学批评”研讨会，虽见到了许多血气方刚的文坛评论家，却再不见当年梁启超式的“一鼓作气”“曼声浩歌”21世纪的思想热情。 不过，我们到底缺乏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20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换的时期，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完成了文化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把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从传统带到了现代，进入了一种开放的、与世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境界。我们之所以不满足于现状，原因是我们的期待和标准已进入世界化，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个世纪定位于世界级大家大师的时代。实际上，为了实现这种梦想，好几代学人和批评家都在勤奋进取，努力拼搏，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此来说，近100年来， 我们并不乏“具备相当份量的文学批评活动”，更产生了许多凝结了这种进取、拼搏和创作艰辛的批评著作。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著作和文章能让人铭记于心之外，大部分很难占据人们的记忆，因为它们大多数缺乏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独创性。当任何一门思想或理论不能向整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境界新的开拓，新的发现，新的思路和方法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也无权向世界索取更多的认同和更辉煌的荣誉。 独创的贫困，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一个世纪性现象，而且表现了这一文化时代中国人精神中一大弱点。 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贫困现象？难道中国人天生保守，并没有意识到独创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是中国并不具备进行独创的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也许都不是。如果我们不接触到20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的独特氛围和语境，不深刻探讨这个世纪围绕一代又一代批评家的精神状态，就很难走出和消除这种贫困。 首先是如何从精神上心理上走出恐惧感的问题。当我们回顾20世纪文学批评历程时，也许会再次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种对现实对周围环境的恐惧感不仅浸透在日常生活中，更深刻内化到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之中。事实上，在中国走出专制和封闭社会状态过程中，这种恐惧感是历史留给后人不能不承担的一种精神“遗产”。就此来说，鲁迅笔下的狂人所恐惧的不仅是肉体上的“被吃掉”，更是精神上的被虐杀。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这份“遗产”注定首先由知识分子、由现代文学家、批评家来承担，无疑给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本身增加了几份历史的沉重感。 应该说，“狂人”是由于自己思想的独特性而陷入“被吃”重围的。就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个隐喻。大多独立思考，有自己见解的文学家、批评家实际上都深怀这种恐惧。对独创性的怀疑和恐惧，正是来源于整个社会机制对于思想、知识和真实的恐惧，它构成了一个文化和精神之网，笼罩住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独创性。在20世纪中国，实际上并不缺乏有智慧、有胆气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但是他们的坎坷甚至悲惨命运，多半是由于他们有所独创或者向往独创，敢于独立思考，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独创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理论和批评上，而且在于在精神文化领域敢于对抗和消除这种恐惧感，给中国思想的发展多拓出一块空间。不过，总有一种力量在继续制造和强化这种恐惧，以至于到“文革”时期，人们处于“连想都不敢想”的恐惧之中，更不必谈什么独创了。试想一下，如果因为一篇文章、一个观点的发表，就得付出几十年的代价，因此就提不了职称，分不了房子，甚至被关押、流放，进劳改队，那么又怎么期待出现“真正伟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批评家呢？这种恐惧已成为一种心理阴影，深深投落在批评家的思想屏幕上，浸透到思维和表述方式之中，以一种思想本身的贫困表现出来。回想起来，早在这个世纪之初，梁启超就把自己所处时代定位为“过渡时代”，并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人物必须有三大品格，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择性。梁启超把“冒险性”放在第一位正是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所以“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而且很可能“一挫再挫三挫，经数十年百年，而乃身不克见其成者比比然也。”而这种冒险性本身就基于某种恐惧心理，企图用矫枉过正的方式进行超越。在这里，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也自然潜藏着偏激和破坏性因素。文学批评和理论创造，当然需要勇气，但是它不应该是一种拿生命做赌注和冒险的事业。如果是，这样，它本身也就不再是文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