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文学史研究热，特别是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的出版，众说纷坛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体把握的努力，导致了在新的学术起点上重构现代文学史观的热点话题。这一热点话题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起的“文学史观讨论”和《上海文论》发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得以展开。那时候，正是这些讨论装点得一派沉寂的文学研究界尚不失一隅热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显然是有感于学术界对现代文学史的专题研究越来越趋于热门，而发起了一种使得这项研究更加集中化的讨论。编者为这次“文学史观”的讨论不厌其烦地设计了一套问卷，向有过文学史操作经验的学者展开了以下七个方面的调查：“您认为什么是文学史？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学？文艺学？文学批评？还是它们的综合？您的总体的文学史观如何？”“什么是文学史分期的原则？在文学史研究与撰写操作中应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政治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作家创作主体、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关系？您对‘文学史回到文学本身’持何意见？”‘‘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或说最小单位）是什么？是作家、作品、流派、社团，还是典型的文学现象？文学史应怎样摆脱单纯的作家作品论的集纳倾向？不设作家专章专节的表述方式是否可行？”“文学史结构中‘史’与‘论’的关系如何？是否尽量铺排史料便能增加文学史的客观性？或者应特别注重‘史识’以增加文学史的当代性和主观性？怎样才能使文学史既容纳‘公论’、‘定论’，又极富独创性？”“各种体别的文学史，如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杂文史，或地域文学史如解放区文学史、东北文学史等，与一般的文学史写法有何种不同？应否有关于文学文体、类型、流派的文学史？文学史还可以有哪些门类？”“文学史应提倡集体著述还是个人著述？您在过去参加这两种工作方式之一时，有何体会？”“您对文学史研究以往的成绩、问题，以及前景怎样估价与预测？”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该刊一九九一年第二、三期及其后的几期里得以展开。 作为一种调查问卷，这套设计相当专业而且相当有见识和深度，但由于调查的对象是专业研究者，讨论的内容又是“文学史观”这样一种复杂而深奥的东西，以这样详细、具体的问卷形式组织讨论是否十分切当，就成了一个问题。或许以论题的方式宜粗不宜细地征集论文以阐明各种文学史观更为妥当，因为从学术建构方面看上述多少显得有些琐碎的设问本身就带有强加式的意味：为什么提出一种文学史观就一定得思考这里所提供的七个方面的问题？何况不难看出，有些问题基本上属于明知故问的一类，如果认认真真将所提的问题逐一答遍，那倒真有点做科普文章的味道。正因如此，从《丛刊》所刊载的讨论文章及答卷可知，自信的学者总是挑其中自觉有价值的问题概而论之，将所有问题尽皆罗列出来逐一回答的人为数甚少。 应该说，这次讨论中所涌现出的文学史观都是前些年学术界有关现代文学史思考的结晶，或者说，这次讨论完全可以看作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观念集成。黄修己、朱德发等文学史家所发表的观点都是他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他们在各自文学史专著操作中一贯遵循的观念。不过他们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思考，以及他们在具体写作中的实践经验，对于志在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的学者具有当然的启发意义。 关于“文学史观”的讨论既然以问卷的形式而不是以论题的形式展开，当然也就失去了深入进行下去的可能，因为参与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思考并回答问题的，而且有些问题的设置还径直以“是否……”句式提问，虽然答案并不一定停留在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反映上，但似乎由问题本身看还真是缺乏对于深入思考的鼓励。当然，即使讨论的组织者也并没有奢望通过这场讨论解决多少问题，可这次讨论毕竟在学术界营造了一种探讨文学史观的气氛，对于此后的文学史操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想切实解决某些问题的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策划人和发起者似乎聪明地意识到了：文学史观的一般性讨论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想获取大的突破是不现实的，与其作外围式的试探性的文学史理论框架的反思及论辩，还不如就某些具体文学史现象展开重新评价，就某些现代作家的成就作史学价值的重估。发起者的视野是开阔的，他们并不就是为了给某些具体的文学史问题翻案，而是吁求着文学史“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以及“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1〕就是说，他们的着眼点比具体的文学史观的建构更远，远至于文学史家的“精神世界”，但他们宁愿从具体作家的文学史评价讨论起，即从微观的问题解析出发以迫近宏观的多元化的文学史观建设。。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赵树理方向”、“柳青现象”和丁玲创作道路的重估开其端，这些选题本身便很耐人寻味，由此也透露出讨论的参与者希求建构一种符合历史、符合科学的文学史观的真诚态度。确实，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浮在政治概念化的地表，往往将许多文学史现象首先给予政治定位，然后再给予文学性的“论证”，这样造成了不少虚假的、浮夸的、不切实际的史学结论。“重写文学史”的作者力图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这些现象和作家，其努力本身无疑是值得赞许的，而由此坚实的基础通向新的多元化的文学史观建设的意向更值得彰扬。这是当代学术研究中颇为难得的务实作风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