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学活动是极其复杂的，各民族的文学创作，既有特性也有共性，文艺理论也是如此。从世界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文艺理论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确有创见而又能自成体系的，只有三处，一是中国，二是印度，三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国家所在的广大地区。就其思想倾向和表达形式来看，中国的文艺理论注重探讨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兼论作品的美学形式；西方的文艺理论把握自然、作品、艺术家和读者四大要素，演绎出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的文艺理论流派；印度的文艺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异常丰富，它既不同于欧洲传统，也不同于中国，它以韵和味为核心，以庄严、风格、曲语、合适为外围，形成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艺理论体系。 中国和西方的诗学源头都是对立、丰富和变化的。西方文学以古希腊文学及希伯来文学为源头，对于伟大作品的产生和用途，古希腊人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代表，体现了西方诗学起始的理论体系的对立。柏拉图是客观唯心论者，他认为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三层”、“大诗人们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1〕赞美“神“是文学的功用。柏拉图诗学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越抽象的东西越美。心灵美于肉体，精神美于物质，一般美于个别。人们追求“美”，就如同“升梯”一样，逐步上升。“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第二步他就应学会……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从此再进一步，他应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最后……彻悟美的本体”，“只有循这条路径，一个人才能通过可由视觉见到的东西窥见美的本身，所产生的不是幻想而是真实本体。”〔2〕 他把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一般与个别完全对立起来，得出理论：创作的最大成功就在于表现心灵美、精神美、抽象美。这就把文学导向形而上学的道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他以古希腊史诗、戏剧等大量的材料为根据，立论十分坚实。他认为现实生活是真实的，模仿现实生活的文学也是真实的。亚里斯多德“模仿”说的核心，是“模仿者所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3〕所谓“核心”，就是文学是写人的，文学模仿生活，归根到底就是模仿生活中的人。这个“人”不是静止的，而是活动着的。“模仿”有三种含义，都属于模仿说：“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4〕“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的另一种说法是“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应当有的事”的另一个说法是“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的另一个说法是“把谎话说得圆”，“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古希腊诗学的丰富性，集中体现在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中。“模仿”不仅仅是文学对现实的模仿，也包含虚构及典型化的原则，写“应当有的事”就是虚构，“把谎话说得圆”更是虚构。亚氏说：“他们所模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5〕，这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是典型化原则。“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6〕文学的最大功用在于模仿生活及行动中的人，文学也有“陶冶”（净化）作用。〔7〕这从根本上否定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美学。 中国诗学的理论源头首先要提到孔子，他的“文质彬彬”说和，“尽善尽美”说很有辩证观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从“兴观群怨”四个方面总结诗的功能，是孔子比柏氏、亚氏不同之处。孔子之“中庸”哲学思想，主张诗应“思无邪”、“温柔敦厚”，是孔子文论体系的核心，提倡“和谐”，追求中和之美的思想于起始的西方诗学中并不突出。老庄的文论与儒家相对立。如同柏拉图提倡客观唯心主义，老庄提倡“道”，提倡追求抽象美，老庄也是文艺的取消论者，力主最高最美的文艺是无形的，他们的文论启示作家去研究人类的精神世界，使文艺向内转。 中西诗学源头是对立的、丰富的，又是发展变化的。古罗马诗学代表人物贺拉斯《诗艺》接过亚氏《诗学》衣钵，把“模仿”变成了对古希腊文学的模仿，用“古典主义”论取代了“模仿”说，指出了“传统”对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寓教于乐”的原则。“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但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8〕他调和了柏氏重功用、轻艺术和亚氏重创作，轻功用的诗学理论，提出文艺的教与乐并重，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中国荀况也改造了孔子的文论，提出明道、征圣、宗经说。荀子文论的核心思想是“宗经”：“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是始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诗之大分，类之纲纪者。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9〕孔子的文论是富于辩证法的，到了荀子则着重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忽视艺术标准，强调文艺的功利性。 从中国诗学体系来看，宗经说是两三千年来中国诗学的核心，是中国文论家的方向，言志说、缘情说、文以载道说都是它的派生理论。宗经，就是遵循崇尚孔子的文论。荀子是第一个奠定宗经的文学观的人，他说天地之间的学问都包括在“五经”中。到汉代，《毛诗大序》将“志”、“情”、“诗”、“乐”结合起来论述，是宗经论的发展。诗与乐都是言志抒情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毛诗大序》极明确地指出“情”与“礼义”是有矛盾的，应以“礼义”管辖之。具体地说，“志”与“情”的内容，应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应是“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志”与“情”的内容只能是“安以乐”，不能是“怨以怒”，“哀以思”。因为“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只有“安以乐”才是合乎“礼义”的。〔10〕。魏晋南北朝时，刘勰、钟嵘、曹丕、陆机也承袭了“宗经”这一中国诗学的正统。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以绮靡”〔11〕，而诗的作用就是“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12〕意即它拯救文、武之道永不中断、宣扬教化不至泯灭。钟嵘的《诗品序》也主“缘情说”，但此“情”亦离不开宗经说的规范。他说，“诗可以群，可以怨”。〔13〕刘勰《交心雕龙》一再强调的也是宗经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14〕“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5〕。“道”、“圣”、“经”三位一体，最后落实到“宗经”上。从先秦到清，绝大多数文论家以“宗经”为文论的指导思想。皎然、司空图、严羽受道佛影响，不以宗经为本，亦不反对“宗经”。直到李贽才以《童心说》与“宗经”相悖，指出“《六经》、《语》、《孟》乃道家之口实，假人之渊薮”〔16〕。然明代诗学的主流不是李贽的“童心说”，清代诗学的主流不是袁枚的“性情说”。唐、宋、明、清诗学的主流，当然是“宗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