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当年清华园四位名教授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赵元任，不仅个个在学问上出类拔粹，负有盛名，而日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各具特色，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梁自超在文艺美学上敢于突破，采择独特，在中西交融语境中几度求变，留下了很多可供历史咀嚼的东西。尤其值得探讨的是，梁启超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和活动家进入文学领域的，他对于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有其独特的看法和选择，因而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尝试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有很大不同，体现出历史和时代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 （一） 世纪之交的文学理论选择首先得从译书说起。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评说梁启超，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世纪之交的风云人物。对他来说，“世纪之交”决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时代转换的契机。这个契机不仅使他自己从一个传统中国的“乡人”变成了步向现代化的“世界人”，也使他具有了通达中西文化的思路和胸怀。 或许是时空的巧合，1899年12月初夕之夜，梁启超正处在从东方向西方（由日本横滨到美国旧金山）的航行中，他在船上情不自禁，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下了如此感受， 誓将适彼世界共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干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蚊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迥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1〕 显然，梁启超所面对所歌唱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象征；而对于置身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的他来说，如何跨越这个界线，如何贯通东西文化，也绝不是一时扁舟所能达到的。这里需要一座真正的文化和学术之桥，把新旧两个世纪和东西文化连接起来。 建设这座桥梁的第一步就是译书。 事实上，译书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突破口。就此来说，西方世界显然比中国觉醒得早，梁启超对此深有感触。作为一种有意识引进和学习外部文化的途径，西方从16世纪就开始翻译东方文化典籍，据刘百闵先生研究所得，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和意大利传教士殷铎译等四人所翻译的《中国之哲人孔子》，是现存较早的中国儒学拉丁文译本，1687年在巴黎问世。此后翻译东方及中国文化典藉的西方学人络绎不绝。19世纪达到一个高潮。例如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缪勒（FriedrichMaXMuller，1823-1900）早年潜心研究释译印度佛学，后来在其他一些学者合作下，完成了一部50卷的《东方圣书》（SacredBookSoftheEast）英译本，可谓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块基石。而在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方面，最有贡献的是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他1840年自愿到中国传教，先到马六甲，后到香港（1943年）。此后他用了几乎半生时光翻译中国典藉。1861年，颇具规模的《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开始出版第一卷，至到1886年，共翻译出版28卷，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在此期间，理雅各得到了二位中国学者王韬和黄胜的有力协助。理雅各1873年离开香港，回到美国已58岁，后出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除开设汉学讲座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离骚及其作者》、《中国的诗》、《诗经》（英文押韵诗体译本）等著述译作，在欧洲享有很高声誉。显然，这些翻译工作不仅反映了东学西渐的过程，对西方文化及文艺美学思想的更新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刺激、催化和启迪作用，而且也启动了西学东渐过程，促使东方文化交流意识的迅速觉醒。 文化交流本身就是双向的，只不过有时候某个方向是潜在的。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本来是来传播西方文化的，但很快意识到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必要性，成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交流使者。例如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1807年到达中国，开始向中国翻译介绍《圣经》。1813年译完并印行了《新约全书》，1819年完成《旧约》（与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1823年取名《神天圣书》正式出版。在此期间，他开始编纂《华英字典》，1823年出齐，共6大本4595页，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工程，为中国人更好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人更顺当走进中国文化搭起了一座桥梁。有了这座桥，你能走过去，别人也能走过来。1824年马礼逊回英国休假，除了向英王乔治四世献上他的汉译圣经《神天圣书》和一幅北京地图外，还带回英国一万余册汉文图书。 文化交流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互通与共享过程。最早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不能不说多半带着某种商业或政治图谋，但是其文化传播活动却唤醒了中国人自强的意识，使中国文化从被动交流向自动交流、能动交流时代转变。 我以为，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处于被动交流阶段，其显著特点在于其交流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西方文化人和传教士。据有关研究，中国最早传播中西方文化的报刊，如《广州纪事报》（CantonRegister，1927，英文），《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1832年广州创刊，英文），《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年广州创刊，汉文）、《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gaI Asiatic So-ciety，1858年上海，英文）等等，都是由西方传教士或者在他们协助下创办的。由此马礼逊（1782—1834）、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1—1861）、郭实腊（CharlesGat-zlaff，1803—1851）等人的名字将永远留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就整体而言还没有打破封闭和自我保守状态，对世界状态了解甚少，对西方文化基本上抱着轻蔑和抵触态度，还没有认识到进行文化交流和勾通的意义，西方传教士的一些文化传播活动不仅受到限制，而且带有“非法”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交流必然由一方是主动和进取的，而且往往表现出某种“征服者”的姿态，例如1834年11月29日由广州外侨组成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其主要宗旨就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藉，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播给他们。〔2〕”该会的通报中还写到：“我们现在作这个试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天朝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学会由此开始了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出版计划，先后出了7种书，其中由裨治文翻译的《美利哥台省国志略》（1838，后经增订改名为《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1844、香港）和《大美联邦志略》（1861，上海出版），曾给予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和徐继畬作《瀛环志略》以很大帮助。再例如郭实借1833年6月25日在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年7月，广州）——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所写《创刊计划书》中说：“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并取得广泛进展之时……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百年来一样停滞不前……出版这份月刊的目的，是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之后，可以消除他高傲的排外思想。〔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