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曾说：“文学位于人文学科之中，其一侧是史学，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因此批评家必须在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找事件，在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找思想。”〔1〕弗莱的论断十分中肯，文学不是一门学科知识，文学之为文学恰恰在于它的前学科性和超学科性，因此，批评家不可能在文学自身找到观照文学的观念框架，他只能求助于特定的人文学科，给它一种视野，一套可操作的批评语汇。史学和哲学作为最古老的人文学科正是传统批评可依赖的“知识”。 不过，严格说来，弗莱的论断只对传统批评有效，因为现代批评不再寄生于史学和哲学，而是位于语言学之上，并就是一种本源性的语言学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最为基本的语言活动，因此，对史学和哲学的本真理解反要借助于文学的参照才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弗莱的论断都是我们进入中西叙事诗学，并反观其现代转向的路标。 诗史之分：志与事、一般与个别 中西传统诗学是在“语词与实在”的关系中入思的，对叙事诗学而言，“实在”即“事”，因此，诗（言、文）与事的关系是中西传统叙事诗学的基本视域与可能之论域。由于传统工具论语言观和实在中心论的支配，中西传统叙事诗学基本上是一种遗忘了“言”之本体功能的“事论”，而对“事”的理解又是在“史学”和“哲学”的眼界中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诗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未能注意到“事”对“诗”的意义，故而其叙事诗学发生迟缓且难产；西方诗学则一开始就注意到“诗与事”的特殊相关性，因而其叙事诗学早发而且早熟。 此一情形可在中西远古思想对诗与史的区分中见出。 在中国，“诗言志，”〔2〕“史，记事者也。”〔3〕“志”与“事”分别是诗与史的言说对象、也是区别诗与史的标志。 此一区分意义重大、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判断：诗叙事是非法的，“事”是史的言说对象，诗的本职是“言志”，诗如叙事则“不务正业”、“不守诗道”，非诗而史了。 虽然中国诗论也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4〕之说。但“事”毕竟只是哀乐之缘起，即所谓“触事兴咏”，诗所咏唱者不在“事”而在哀乐之“志”。此外中国古人虽在释诗时也好寻“本事”，但对正宗诗论而言，寻本事只是手段，察兴寄之情志才是目的。 与之相较，西方的情况则有根本的不同。亚里士多德指出诗与史的区别主要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5〕不管怎么说，诗与史的言说对象都是“事”，只不过是不同的事罢了。诗与史各言其事，各行其事，并行而不悖。在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这些言谈几近“陈词滥调”，但它对建立西方叙事诗学的意义却一直隐而不彰。 话还得从柏拉图说起。在柏拉图眼中，诗歌叙事也是非法的，只不过理由与中国古人有异。依柏拉图之见，诗叙之“事”是个别事物的影子，与真理（一般理念）隔着三层；此外，诗模仿的事物影子是为了投合读者卑下的情欲，败坏了人的理智，因此应将诗人逐出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重新解释了古希腊流行的“模仿”说，他认为诗之“模仿”是模仿自然造物的方式，即像自然造物那样将形式加在质料上以制成诗作和艺术品。其次，亚里士多德重新解释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认为柏拉图式的一般（理式），即那种先于个别而独立存在的一般理式是不可思议的，任何一般（理式）都只能依附于个别而存在，个别才是第一实体或本体。因此，诗不仅可以叙述个别之事，而且只有经由个别之叙述才能揭示那依附于个别的一般。再次，亚里士多德基于以上见地认为诗虽叙述个别但却意在一般，故而它高于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历史为写个别而写个别，它不关心一般。 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这一论断非同小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被认为是对一般理念的表达，因而它意味着真理、知识、道德和存在的权利，说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就是说诗比历史更有价值、更有存在的权利。因此，这 一论断为诗歌叙事奠定了强有力的合法基础，同时也就为诗歌叙事理论开了绿灯。 与此相反，中国诗学长期安于“诗言志”，“史叙事”的分野而不曾为诗之叙事争得一席之地位，只是到了唐宋之后，文学叙事在传奇小说戏剧中自然发展而蔚为大观时，文学叙事的合法性问题才得到关注。即便如此，对文学叙事的思考也大都是在戏曲和小说论之中，而与诗话、词话无甚关系。 俗常以为，中国的叙事诗学发生迟缓是因为中国远古的文学经验主要是抒情诗，西方叙事诗学早熟而丰饶是因为古希腊的文学经验主要是史诗和戏剧。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一概而论。问题可能还在于，中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找到区分诗歌叙事和历史叙事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在古老的诗史区分之后，如何将诗歌叙事从历史叙事中剥离出来并确立诗歌叙事的合法性就成了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在此不仅需要相当发达的诗歌叙事经验，更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理论尺度。遗憾的是，在古代中国这两者都贫乏。此外，由于中国古代的尊史传统，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唯我独尊，因此，诗歌叙事和叙事诗学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事实上，中国的叙事诗学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学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