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益概念的界定 （一）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平等的核心 对教育机会均等，人们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瑞典教育家T ·胡森在《社会环境与学业成就》中把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区分为起点均等论、过程均等论和结果均等论三种（注：[瑞典]胡森：《社会环境与学业成就》，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结果均等论”是美国的J·科尔曼率先提出，英国普洛登委员会积极提倡的（注： 转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学会生存》，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01 页。）。 笔者认为， 对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可以从四个层次上进行理解：（1）教育机会有限，由人们平等竞争。也即入学机会均等，起点平等。（2）创造极为丰富的教育机会，向大众开放， 人们只要愿意并有学习能力，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同样是起点平等。（3 ）创造极为丰富的教育机会，并采取措施，使人们事实上都进入了教育过程，受到了教育，也即教育过程平等，义务教育达到了这一层次。（4 ）在教育过程中采取措施，使受教育者在学业上都获得成功，即教育结果的平等。 把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认识推进到教育结果平等的层次，是一个进步，它强调了对教育过程的投入，强调了全面教育质量的控制，无疑很有意义。但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互相配合、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过程。由于受教育者智力和非智力心理因素的差异，教育结果的绝对平等是永远不可能的。 （二）教育的效率与效益 效益和效率是评价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指标，它们在概念上密切相关，又有区别。效益重在“两头”（开始和结果），重在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强调经济活动的增益（产出投入）功能，而效率则强调中间、过程，强调经济活动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优化组合、有效利用。效率和效益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当我们在评价一种社会活动的效益时，其实同时蕴含着对效率的要求。 对教育效益，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考察。本文所指的教育效益，是从宏观的角度考察的教育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的是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投入、教育资源经过一定方式的配置，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作用和贡献的大小。其中配置方式的优劣实际上就是效率的问题。 二、两难选择——教育平等原则和效益原则矛盾的焦点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又必须讲求效益。这是教育的两大原则。这两大原则又必然产生矛盾，矛盾的焦点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人都应掌握知识、技能，但清一色的学历结构、 知识结构是否是稳定的社会结构？——梯形结构和金字塔结构的选择。 从教育的平等原则出发，人人都应享受同等程度的教育，而且根据心理学家大量的心理测验和研究的结果，人们的智力水平在总体上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建议人们的知识与学历结构应呈梯形结构。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着眼，一般认为，当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学历层次呈金字塔结构时，最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几何学中三角形的稳定性支持了这一认识。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 诚然，社会需要稳定。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安于现状时，社会无疑是稳定的。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与学历层次与其对生活的满足程度成反比例关系（注：人们的文化学历层次与美国心理学家A·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所分析的人类的需求层次（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与爱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成正比，文化学历越高，需求层次也越高，对现实生活就越不容易满足。）。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大都倾向于实施愚民政策，倾向于垄断教育的权利。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是劳动的知识含量不断增加的社会，因此大多数国家已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但是否应普及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呢？对此，除了对社会的经济投入能力的担忧外，有人从社会心理、社会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德国的E·哈默尔女士在《每人都有必要接受中等教育吗？ 》一文中这样表述她的观点：“很长时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危险：当今社会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接受中等教育。”“每一个农民都必须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为什么？难道就为了让他们在割草的时候想着X、Y？而割草根本就用不着X、Y！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担忧的是：一个掌握了X、Y的人肯定不再乐意去割草了。但是现实却不允许他们不去割草。 ”“为了使执行命令的人能够无怨地起到他的作用，我们没必要让他们掌握任何超越实际应用范围如‘怎样更换密封圈’以外的知识。”“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那些凶残的无赖往往恰恰是学过歌德诗歌的人，而并不是那些受人差遣去擦楼梯的人。”“等级是必然存在，由清一色的强者构成一个平等的社会只能是一种幻想罢了”（注：《青年参考》（中国青年报社主办）1996年12月13日第3 版以“教育狂热后果危险”的标题刊载此文。）。 文章的观点无疑是偏颇的，但也确有一些道理。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教育的普及在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对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学历层次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应从四个层次认识：（1）文化学历层次的金字塔结构确实有利于社会稳定， 但这是一种不人道的稳定，以大部分人的愚昧为代价。（2 ）愚民政策的前提是社会的信息沟通极不发达，处于封闭状态。在信息时代，已不可能实行这样的政策。在信息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多种传播途径获悉外部世界的情况，对社会的不平等情况有广泛的了解。当人们获取了很多信息，认识到自己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又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由于教育机会稀缺，难以通过接受高一层次教育改变自己的低下地位时，不满情绪就会滋生，当不满情绪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时，就会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在信息时代，接受教育是人们不可阻挡的需求。（3）在人们的文化学历层次呈金字塔结构的社会里， 社会管理的机制比较简单，投入（即支出）较省，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益较高，但这是低水平层次的高效益。在教育普及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人们的文化学历层次普遍提高，这无疑给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与管理机构相配套的监督机构、权力制约机构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社会的投入。但是由于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对政府的正确、合理的决策，对社会的合理规则会更加自觉地遵守，对自己所处的“高贵”或“低下”的社会地位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正确的认识；同时，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加，在自己所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此外，精神生活极大丰富。这样就有助于社会的真正稳定，这样的社会是较高投入、更高产出的高效益社会。（4）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所有层次（比如研究生层次）都应普及。由于科学技术的更新和人类各种认识活动是永不停息的过程，由此决定教育的内容层次具有无限向上的可能性，由于社会成员在智力、毅力需求等各方面的差异，人人都接受完全同等层次的教育是不可能的。教育普及的层次只能逐步提高，但永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覆盖全部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