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化各自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主张努力改变客体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他们注重向外探求,以便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将“知识”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价值范畴;而中国人则强调变化主体以适应客体的发展,他们注重向内探求,以便认识自身,完善自身,将“道德”作为文化体系的重心。于是便形成了西方文化以“知识”为本位,注重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主义传统;而中国文化以“人伦”为本位,注重道德完善的人文主义传统。换句话说,西方人侧重于求真,通过求真以创造完美的世界,即以真求美;而中国人则偏重于求善,通过求善来塑造理想的人格,即以善求美。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道德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教育实际上就是道德教育。 一、中国古代的教育观 中国自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儒家思想便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以致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儒家的教育观就成为中国古代正统的教育观,它所产生的作用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任何其他学派思想所无法比拟的。 (一)突出道德精神 儒家学者继承了西周的“敬德”传统,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他们以孝悌为根本,以伦理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礼记》中有一篇专门论述道德教育的文章叫作《大学》,它开篇即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世称之为道德教育“三纲领”。所谓“明明德”就是将每个人天生具有的道德萌芽发扬光大;所谓“亲民”,即“亲爱于民”,它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体现。宋代儒者认为,要爱民,就要不仅自己为善,还须帮助别人也为善,使人民去其旧习而自新;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每个人都要在他所处的地位上恪守其道德义务,并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要求,这是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 “三纲领”是一个要求由低到高,内涵由简单到复杂,活动由自身到他人,具有较强逻辑性的过程。首先是发扬自己天生的德性,其次是用道德来教化万民,最后从君到民,上上下下,其行为都符合道德准则。“止于至善”以“明明德”和“亲民”为基础,而“明明德”和“亲民”则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明明德”和“亲民”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三纲领”的三步要求是层层递进,浑然一体的,三者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三纲领”,《大学》又提出了八个具体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称为道德教育“八条目”。 “格物、致知”,意思是通过学习,认识事物之理;“诚意、正心”,就是要树立道德信念,排除各种情绪的干扰,始终保护正确的认识;“修身、齐家”,是要加强自身修养,成为家族的楷模,为人所效法;“治国、平天下”,即治理好国家与天下,这是道德教育的目的,治国是齐家的扩大,而平天下又是治国的伸展。 这八个条目前后相续,一环套一环,构成“修己治人”的封建道德教育体系。其要点是:以道德认识为起点,以克服偏私情感,树立道德信念为根本要求,以“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 在这八条中,前五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在于修己,即“明明德”;后三条——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于治人,即“亲民”和“止于至善”,其中关键性的一条便是“修身”。因为儒家认为只有修己才能治人,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统治者要修其身,而且老百姓也要修其身,这样才能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因此,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 儒家之所以强调“修身为本”,因为在政治上他们主张以德治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如果统治者实行德政,那么他就会象北极星受到众星环绕那样,得到人民的拥戴。要做到以德治国,那么各级官吏都应当重德行、讲操守,这就需要进行道德教育。重视教育,这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注:《论语·学而》。)就是说学生应以履行孝悌、忠信、仁爱等道德规范为主,若行有余力,再去学习文献。他将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将德行置于首位。在他看来,作为人,最重要的是应当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当他的学生问他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时,他回答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注:《论语·宪问》。)接连三句话中都提到了“修己”, 可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孔子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德教的思想,认为教育就是扩充人们所固有的善端的过程,因此,必须“申之以孝悌之义”,(注:《孟子·梁惠王上》。)使人们明白做人的道理,遵守道德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注:《孟子·滕文公下》。)实现所谓“大丈夫”的人格理想。 荀子认为,教育就是以好的品德去引导别人,否则就不成其为教育,而作为学习者就要努力学习好品德,因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品德和操守,才能成为完美的人。 汉代大儒董仲舒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编织了一张宗法伦理的大网,对全社会成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