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3)06-0075-06 学习社会”一词，近年来已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而在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流传。处在终身教育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革，“学习社会”所蕴藏的丰富内涵，着眼于人的终身发展的立场而对未来新型社会的构建所倡导的理念，及由此而折射出来的巨大能量，已为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随着这一理念的逐渐推广和深入，现今所暴露出的另一令人担心的问题却是：由于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和不够深入，已使上述术语有陷入理解的表面化及被“滥用”的境地。比如，近几年来由“学习社会”而派生出来的新名词、新概念比比皆是。诸如“学习化社区”、“学习化企业”、“学习化家庭”、甚至于“学习化学校”“学习化个人”等等不一而足。笔者以为，一定的理念，以及蕴含于这一理念之中的哲学思考或哲学思想，则是形成一个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概念所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此，如果在缺乏思考、缺少深层理论背景的状况下衍生出来的概念，则除了其具有新闻炒作的效应及可能对舆论造成误导之外，别无其它积极的意义。为了在理论上能对“学习社会”概念的深刻内涵有一个更为清晰和准确的把握和界定，笔者特撰写此文，并以此求教于学界的同行和读者。 一、欧洲古典教育思想孕育了“学习社会”理念的基础 “学习社会”一词最早系由英文“Learning society”翻译而来。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是美国的法律学者、教育思想家、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勃特·M·哈钦斯(R.M.Hutchins)。哈钦斯在其出版于1968年的一本题名为“Learning Society”[1]的专著中，提出了“学习社会”的理念，由此这一术语流传于国际社会。除此以外，哈钦斯还由于在1930年——1945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15年任期中，率先对大学教育实行改革，从而在美国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因此而备受世界的瞩目。 哈钦斯最初对美国社会推崇并热衷于“机器技术文明”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职业教育观给以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教育观不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国家的繁荣”。他尤其针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在美国兴起的“教育投资”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经济为目的而培养人材，这实乃是教育的失误。[2](P9)他主张对人的价值观和学习观进行变革、而这一变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创立“学习社会”。换言之，哈钦斯是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流传于欧洲的注重人文，讲求美好德性以及提倡智、德、体、美和谐发展的欧洲古典教育思想家们的理念。受此影响，他还提出“一般教养先行导人”的教育思想。可以说，“学习社会”的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和孕育下产生的。 那么何谓“学习社会”？蕴含于这一概念之中的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对此，哈钦斯曾作过以下的论述：“所有全体成年男女，仅经常地为他们提供定时制的成人教育是不够的，除此以外，还应以学习成长及人格的构建为目的，并以此目的制定制度，以及更以此制度来促使目的的实现，并由此建立一个朝向价值的转换和成功的社会”。[3]哈钦斯倡导的“学习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以学习、达成及人格的形成为目的，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使所有现存的制度能够发挥出一种作用，以最终形成一个能保证这一社会的全体成员为了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社会。也即：着眼于对人，对人性以及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的培养和实现”乃是“学习社会”形成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二、“学习社会”论关注的焦点——余暇社会论和非教育投资论 哈钦斯对“学习社会”的理念为何如此推崇，他又何以对“学习社会”目标的实现寄予了如此之大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因为哈钦斯首先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逐渐从劳动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从而进入一个充满余暇时间的社会。其次，人—旦生活在那样一种社会之中，如何去支配这些余暇时间则对人的自身发展至关重要。哈钦斯曾指出，如果上述“余暇社会”一旦到来，那很有可能出现两种“极端”的状况：其一是人们虽然从劳动中获得了解放，并拥有了充分自由的余暇时间，但如果不能有效地去利用，那将很可能使这些时间不仅自白地浪费甚至还会给人带来困惑。以凯因茨(Keynes,j.M.)为代表的所谓悲观余暇社会论者即持有这样的观点（注：凯因茨认为：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和本能源于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人类并以此为目的而完成进化的过程。换言之，人类正是通过劳动而创造了生活并扩大了科学再生产，因此一旦余暇和富裕的时代到来之时，人们将无所适从，并由此而感到困惑，这从当今世界富裕阶级的现状中即可看出这一使人不感乐观的趋势。——参见：Keynes.Essays in Persuasion[M].New York:W.W.Norton,1963.358-372.）。而与此相对的另一种状况是，当人类处在被劳动解脱出来的未来社会，人们可以通过余暇时间的充分利用，去积极地从事使人的自身达到“贤、乐、善”的学习活动，并由此实现“人生价值的真正转换”。而这又是以托因比(Toynbee.A.)为代表的乐观余暇社会论者的见解（注：托因比认为：余暇是促进人类文明和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通过教育能有效地利用余暇的时间来为自身教养的提高而作出贡献。——参见：Toynbee."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Gross,R.(ed),Teacher and the Taught[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63.134-135.）。哈钦斯无疑站在托因比的立场，并预言托因比所分析的“乐观余暇社会”的实现将会成为可能。哈钦斯对此还强调指出，人们唯有处在那样一种个人拥有了充分可供自由支配的余暇时间、并且由此去从事一种旨在提高自身教养的学习活动的社会，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朝着“贤、乐、善——to live wisely and agreeably and well”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方向转换。在这里，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马斯蒂埃(Dumazedier)的话来说，那种余暇并不单纯是“休息”或用于“娱乐”，它还应着眼于“自我开发”。[2](P8)显然，哈钦斯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他说：“从人类的本性来看，通过人的一生持续地进行学习活动是可能的。科学也已证明了人类具有这样的能力”。[2](P8)但他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这里所指的“学习”，并不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为手段并以功利为目的，“教育必须从单纯的职业获得和人材的养成中解脱出来”，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即“朝向人生真正价值目标的转换和实现”，而这一真正价值就是哈钦斯提倡的“学习社会”理念的基本点——“贤、乐、善”。诚然，面对一个高度发展和变化剧烈的社会，职业训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哈钦斯并不否定职业训练，也不反对为了获得职业的机会而接受教育的必要，但他认为这可以放在企业内来进行，而不应该成为全社会的教育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