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5-0072-07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教育学科学化进程的实质是对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存在的教育学知识的寻求。在曼海姆和知识社会学出现以前，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问世以前，我们完全是从正面来理解“学科”一词的各种含义的。人们称某一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一套独立的概念、范畴体系；而且，一门具有“学科”形式的知识不是建立在教条、信仰、价值等主观因素的基础上，其权威性不是源于一人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物理学是“学科”的典范，它所用的观察、实验方法被认为最具客观性，因而是最科学的。一心想成为“学科”的知识，理应向它靠齐。在曼海姆和福柯出现以前，教育学就是沿着“学科”这条正面的规训道路进行自身的科学化的。下面，本文尝试用系谱学的方法来显示这条执着的“迷茫之路”[1]。 一、系谱学简释 所谓系谱学，按照福柯等人的理解，是一种关系／事件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放弃了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深层模式和因果模式。与实证主义、历史目的论寻求社会事件的连续性、同一性的宏大叙事方式不同，系谱学试图从一种微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各种社会领域，尤其关注那些被历史遗忘了的、不被人们所了解的、遭到社会排斥的、处于权力边缘的话语，如关于疯狂、监禁、性等知识领域，以此来显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物质关系，即话语得以运行的制度、政治、经济等条件。因此，系谱学将权力的运作当作研究的主要课题，尤其是当权力以身体为中介或目标来生产知识和主体性时。教育也许便是这样一个依靠身体来进行权力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是社会行动者进入每一种话语的重要手段，是说话主体具有成员资格、拥有各种资本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系谱学认为，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知识皆有其独立的历史和制度基础，不能被化约为国家、阶级、经济等宏观现象。 系谱学将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称为话语。在系谱学看来，知识不仅仅是知识，也是权力，随时都会对人的行为或社会行动发生作用。系谱学考察的知识是那些关于破裂、中断之物的非推论性知识，即那些诸如疯狂、性、犯罪等局部的、不连贯的、不合格的、非因果的、非法的知识。系谱学反对由各种推论性知识构成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那些推论性知识打着构成一门科学真理和某种普遍性观念的旗号，在与那些非推论性知识的斗争中，使自身不断走向优化、有序化与合法化。系谱学关注事物或话语的细枝末节、不起眼的变化和微妙的轮廓，研究极为复杂的、反复重写的档案。它不探索普遍结构或普遍价值，不需要起源、因果关系、真理或历史的法则，不需要隐藏的意义、深度和内在性，不需要发展、进步的信念，不需要用当前的视角来解释过去，它从当前特定的问题出发，在它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的范围内找到它的抵达点和有用性。 系谱学是“一个灰色的、细腻的和耐心的记录文献。它在纠缠不清、混乱不堪的故纸堆里、在已经写就并重新复制多次的文件材料里运作……所以，系谱学需要坚忍不拔和细节知识，它依赖于原始材料的大量积累。其巍峨高耸的里程碑是从抽象的和显然无意义的真理里并根据严谨的方法建造起来的；它们不可能是大量的和善意的错误的产物。总之，系谱学需要持之以恒的博学。系谱学并不反对历史学，犹如哲人高雅深沉的凝视可比作学者鼠目寸光的视野一样；相反，它拒绝理想意义和含混目的论的元历史学的拓展。它反对探寻根源”[2](p.154)。 对利维埃尔弑亲事件的分析是福柯权力／知识系谱学的首次运用。下面参照刘北成先生《福柯思想肖像》一书，简要地叙述这个事件，以便读者能较具体地体会系谱学方法。一个叫利维埃尔的20岁农民在1835年6月3日杀死其母、其妹（18岁）、其弟（7岁）。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勉强能读写的农民居然写出了40页的美妙自述，流畅地表述自己的行为与思想，以说明他杀人的目的是为了从母亲的暴政下解救出其父，其弟妹是其母的帮凶。福柯关注利维埃尔的自述，认为这个自述应该放到当时民间大量流行的口头叙述中来考察，当时这种弑亲案大约每年有10-15件。这些在官方眼里微不足道的关于凶杀的民间叙述通过利维埃尔案件成为书写，进入历史，在国家法律——权力之眼——的注视下，凸现成异乎寻常的事件，迫使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们。福柯认为，这类民间叙述表面看似乎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等历史事件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却是交错在一起的。“凶杀是历史与犯罪的交错点，凶杀使得勇士流芳百世，使罪犯恶名远扬，凶杀导致合法者与非法者的暖昧性……命令杀戮，禁止杀戮；被杀戮，被处决；自愿牺牲，遭受惩罚；记忆，遗忘。凶杀在法律的边缘徘徊……它经常触及权力，有时是对抗，有时是合作”[3](p.223)。福柯发现，由于利维埃尔美妙而清晰的自述，鉴定他是否疯狂就成为一个问题。医生的结论在此问题上相互抵触。这样，被视为只会行动的哑巴的农民用民间知识的规则挑战了官方的司法制度。当时，利维埃尔的行为／文本受到了三个层面的质疑：事实的真实性、本人看法的真实性、以及科学的真实性。 利维埃尔案件中各种话语的冲突反映了权力／知识关系历史演变中的偶然性与不连续性。各种类型的知识，包括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都是在社会制度所分配的角色中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正是在这种权力／知识关系的历史偶然性中，话语，甚至包括科学话语都不仅只具有真理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策略、政治与战略的意义。面对民间知识的挑战，官方的权力／知识话语不得不进行调整。各种话语经过两年漫长的争论，结果是既承认利维埃尔患有“偏执狂”，又认定他有罪。1832年的司法改革导致了一种医学知识的介入，即需要判定罪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利维埃尔案件显示了医学话语介入司法制度，或司法制度利用医学话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医学实践有了更加坚实的权力保障，司法制度显得更具人性和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