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研危机与编辑导向

作 者:
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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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南通师专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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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空前繁荣,教育本质、教育主体性等方面研究取得的进展,正成为教改的理论先导和实践依托。但总的情况不容乐观,繁荣的背象是危机。95年有论者撰文论述教育学的终结〔1〕! 近又有论者细析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有六方面危机〔2 〕……对教育科研现状(含教育实验)教育理论工作者不满意,实际工作者也不满意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人们多角度探讨教育科研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观的方面和客观的方面;历史的方面和现实的方面;方法论方面和技术因素方面……却普遍忽视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方面,这就是教育理论刊物和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导向问题。

      不能将教育科研危机归咎于教育出版界,否则即打错了板子。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有几种情形容易导致或已经导致教育理论编辑工作导向的失误。

      过分追热 教育理论期刊所刊“论文”多“一呼百应”现象。教育热点问题应是我们的关注焦点,因为教育热点往往是一段时期内社会所关注的教育改革之重点难点。但在很短时间之内涌现的“一呼百应”之“论文”极少有理论深度和实际价值,因为教育热点往往涉及学校教育及社会许多深层次问题,非深入调研、深思熟虑而不能有补于事。“时需”是过分追热的另一“热源”。最常见的是,每逢某某名人、要人生死纪念,“纪念”式“论文”炙手可热。“论文”竟象交易所新上证股票行情看涨不能不是悲剧。追热无可厚非,但教育理论的过分追热现象实际是一种“热病”。为趋热,仓促草成者有之,穿凿附会者有之,“引进”抄袭者也有之。即使有些价值的学术论文,也容易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研究。

      好大喜功 一些教育出版社在选题策划方面有“贪大”思维定势,似乎不超过几十万字不为教育理论著作,似乎学术价值与书的厚薄呈正比。于是乎,洋洋数十万字的《××教育学》、《教育××学》、《××学新编》……纷纷问世。近年这类理论著作已逾百种,但真正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国内极少见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布鲁纳《教育过程》那样书脊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教育理论专著。殊不知《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些仅有几十页码的教育专著却有世界级的超世纪影响。选题策划的一些盲目性也显露“好大喜功”的潜意识。教育学研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干部分,应花大气力出好几部至十几部力作、新作。但据有关学者统计,自1979年至目前为止,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就达200余种。 其中1986年至1989年4年间就出版了77种, 平均每个月有将近两本《教育学》出版〔3〕。其中大多数是大同小异, 其基本结构还是近半个世纪前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四大板块”构式。笔者曾使用过一本正式出版的《教育学原理》,内竟有明显的哲学观点错误。据了解是购买书号出的书。“好大喜功”隐藏着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内驱力。

      轻视实践 教育理论研究应是对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理性探讨。一些教育论文远离教育活动探讨“特点”“规律”,陷入“纯思辨”误区。不能否认思辨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但思辨毕竟多是在事实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教育活动无比丰富,抛弃丰厚的教育实践而过度倚重抽象思辨,只能满足个人灵感和才华的表现欲,而无益于教育特点、规律的探索。教育论文多晦涩、模糊的“精神符号”,如什么“教育场”、“规模教育”、“教育生态位”……不仅广大教师看不懂,就连不少理论工作者也难解其意,客观上导致教育理论价值萎缩。教育实验却缺少“政策倾斜”。据了解,国内探索了几十年的“五四分段”,至今仍无供小范围实验用切实可行的四年制初中教材〔4〕。 一些地区实验中学迫不得已沿用三年制教材,多数是用三年时间教完全部教材,第四年炒冷饭以应试。

      为尊者讳 这现象存在于不少学界,但似以教育理论界为最。对孔子的评价已成为时代气候的风向仪。“文革”中批孔,孔是一无是处。如今谈孔子教育思想,几乎又是清一色的赞誉溢美之词。至于“唯上智与下愚而不移”(《阳货》)、“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君子不器”(《为政》)等所反映的唯心、唯仕、保守、片面及其对后世的严重影响,再无人提出作深入探讨。陶行知的“命运”也相仿。从批陶转到如今的“学陶”。“学陶”是对的,但支配了学术,在某些方面就扭曲了“陶学”。陶行知“教学做合一”,“做是中心”的教学论思想主流评价是明确的,现却以反弹琵琶为时尚,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把“生活”与“教育”相混同,将“社会”和“学校”划等号,否认学校教育的特殊性〔5〕。这些几无人再提起,相反却变成正确的加以宣传, 弄得是亦非来非亦是,是非难辨。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总体来说很是谨慎。对毛泽东某些教育思想和主张,特别是晚年的一些教育思想和主张,还缺乏实事求是的评价。“小人物”与当代教育理论权威商榷缺少发表园地。论文中指谪学术权威之观点,往往被删或被磨去棱角。

      上述不良倾向是教育科研之“危象”,应该从教育整体研究的指导思想、科学规范、发展和制约机制等方面探究原因。但教育出版界编辑主体性失落,“双益”错位也值得深刻反省。在编辑活动主客体场景中,编辑主体性失落的主要表现是“文化选择”功能式微,而这又与编辑自身的思维定势、专业眼界和价值坐标息息相关。因此很有必要探讨以下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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