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教育不同于思想道德教育，不能用科学文化教育代替思想道德教育，也不能用思想道德教育代替科学文化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二者的内容和目的不同。科学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把握知识，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并实现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的意义。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则是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调动人的美好的情感和情操，以使人的精神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平衡和谐的发展。但是，二者之不能相互代替只是表明了二者在理论上的相互区别，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编废任何一方的不可能性，却没有否认二者在一定意义上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如能从理论上发掘出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积极意义，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二者确实具有相通的地方，那么，不仅可以在一方的教育中实现本身的目的，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现对方目的的意义。本文不对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相互沟通作面面具到的分析，仅研究科学文化教育对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不对之处，请行家指教。 一 历史往往是最好的老师。从中西历史上的教育实践看，认为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是可以沟通的，一直是一个主要的倾向，只不过，中西文化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论理特色。它特别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为人”的学问是中国智慧的核心。它倡导的首要的是做人，即人在品德上的完善，学问则在其次，所谓“道德文章”，“先立乎其大者”。而“修身之道”是中国文化“为人”的学问中的精髓。但中国强调从文化教育入手来加强修身之道，我们且看《大学》的论述。《大学》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之首。《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细至，细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孔氏之遗书，而新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大学章句》注）朱熹认为：“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大学章句》注）显然，《大学》所倡导的是“为学”（或“成圣”）的“次第”，这一“为学”的“次第”可以简明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一修身的道路来看，“格物致知”是修身之始，更是成德成圣的必要准备。“格物致知”是道德完善的必要条件。无论儒家经典对“格物致知”作何解释。它都可以涵括科学文化教育的内容。事实上，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尤其注重从科学文化的维面来解释“格物致知”，这表明朱熹在教育实践上，从科学文化教育上入手，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比较的眼光看，以“格物致知”为成德成圣之始的中国文化是能够和西方的科学世界观沟通起来的，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显示这种潜力。西方的一些汉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伊斯兰教的社会中，把西方的科学世界观融入自己价值系统的结果一直不能令人满意”。（秦家义、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第90页），但是，这与东亚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南韩 、香港、新加坡、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成功地把西方的科学世界观融入儒家的文化系统，形成经济突飞猛进的奇迹，并促成了一个日益明显的地缘政治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而大西洋在现代欧洲史上一直占首要地位）。 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实践模式，而这一实践模式表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具有广阔的容纳空间。它允许并倡导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相互沟通。不过，它所关心的重点是思想道德问题，科学文化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只是思想道德提升的手段。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则显示出另一番特色。 西方文化知识论特别发达。追求真理是西方文化倡导的一个主要的价值祈向。研究知识的可能性、知识的起源、过程、范围和限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它必然促成科学文化的孕生、积累和进化。这也导致相应的生存实践：投身于追求知识的事业中去。因此，强调科学文化教育是非常自然的。不过，西方文化一登场亮相就没有排斥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它要把思想道德涵括到本身的内在逻辑中，这就是把科学文化的意义提高到思想道德的水平，从而使科学文化具有目的的意义。 从作为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古希腊哲学来看，用知识来统一道德是一个基本的态度。苏格拉底明确的指出：“美德即知识”。（《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第163页）。柏拉图把“至善”作为理念世界中的最高范畴。亚里士多德更是充满深情的写道：理智活动或追求知识的生活“是最完善的幸福，因为它自身就是神圣的，合于本已德性的现实活动，它最为强大，最为持久。哲学以其纯粹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24页）“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我们之中的神而过这种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26页） 从苏格拉底，中经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哲人们追索真理和知识，并身体力行，这是因为真理，知识承载着价值，追求知识和真理就是追求完善和超越。真理和知识乃是终极的目标，正确地思想和清楚明白地展露理智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找智慧，只因人本自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第5页）古希腊哲人建立了西方文化的最新纲领，也规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由于感性生活的发现，人的世俗生活地位的招升，科学文化曾一度沧落为工具的意义，但是，科学文化的精神性也从未被忽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