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间，伴随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断了。随之而来的是20多年的市场化的断裂期。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才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为何发生这种历史断裂？这种断裂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哪些深刻影响？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中断过程，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1949～1952年：双重体制格局的出现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式微 1949～1952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市场体制因素和计划体制因素并存以及此消彼长的动态特征。一方面，计划体制因素作用的广度与深度逐渐拓展，市场体制因素作用的广度与深度则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双重体制因素在运作中出现诸多深层矛盾，并因此埋下了市场体制因素最终消亡的伏笔。 伴随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计划体制因素逐渐扩展。首先，建立了统一的宏观经济计划管理系统。1949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他中央财政经济管理部门。其次，统一了财政经济管理工作。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基本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是统一收入。财经工作的统一，“实际上是确立国家统一后的财经管理体制。……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版，上卷，8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再次，计划机制开始具体调节经济运行中的生产与流通环节。从生产环节看，国营工业企业的生产基本上被纳入计划范围，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计划管理，完成生产计划成为国营企业的根本任务。由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实施，大部分私营工业的生产被间接纳入计划轨道。这部分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0年约为29%，1951年达43%，1952年则上升到56%。从流通环节看，消费资料流通基本通过市场，但生产资料流通开始被纳入计划轨道。实行计划调拨的物资种类逐渐增加，1950年为8种，1951年增至33种，1952年达55种。 与经济计划化程度增强相对应的，是经济市场化进程出现逆转的苗头。这表现为，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逐渐缩小，作用力度逐渐减弱。一方面，市场活动参与者的市场主体性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对市场活动参与者的调节作用减弱。国营企业作为国家计划的执行者，虽然参与市场活动，但它们已经成为行政单位的附属物，市场机制对它们的调节作用很小。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的实施限制了它们同市场的直接联系，导致私营企业对市场信号的敏感程度大为降低。另一方面，市场客体萎缩，特别是部分重要的要素市场萎缩。例如，由于计划调拨与配售的重要生产资料品种增加，生产资料市场的覆盖面逐渐缩小；由于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证券市场的关闭，金融市场也萎缩了；由于国家统一安排就业的制度逐步实施，劳动力市场也开始消失。 由于上述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过程，到1952年，中国经济体制呈现出典型的计划体制因素和市场体制因素并存的“双轨制”格局。据统计，1952年，工业生产中，计划机制起主导调节作用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7.8%，略低于市场机制支配的比重。在批发商业中，计划机制支配63.7%，市场机制支配36.3%。在零售商业中，二者的比重分别为42.2%和57.8%。从总体上看，到1952年，两种调节机制作用的范围与程度大体上是平分秋色，作用力度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但是，从趋势上看，两种体制因素在互相补充、互相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互相冲突、此消彼长的苗头。从外延上看，随着计划机制的扩展，市场机制退却。从作用过程上看，计划机制的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互相干扰，互相扭曲。例如，在稳定市场物价的过程中，出现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垄断市场的状况，割断了私营工商业与市场的联系，成为市场萎缩的直接导因之一。这种情况在“五反”后再度出现，并再次导致市场疲软。与此同时，私营商业收购并经营粮食，又直接影响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完成。总之，二者的矛盾已露出苗头，且潜在地发展着，矛盾发展的主流是市场机制的退缩。这为1953年以后市场体制因素的急剧消亡埋下了伏笔。 二、1953～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市场化进程的中止 1953年，伴随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一五”计划的实施以及“三大改造”的全面推进，上述两种经济体制因素的内在矛盾表面化、激烈化，其结果是：计划经济体制迅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迅速萎缩，到1956年，作为独立经济体制因素的市场基本消失，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止了。 1953～1956年，中国经济基本完成了计划化的过程，突出标志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 首先，在1949～1952年间形成的统一的、系统的宏观经济管理组织体系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条条”为主的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1953年，中央一级财经专门管理部门为15个，占政务院所属部门数的47%；195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5%。与此同时，中央一级经济决策与管理部门的权限不断扩大。在基建方面，“一五”时期，中央的项目占基建项目总数的79%；在工业方面，中央掌握的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9%；在财政收支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80%，支出占75%；在物资管理方面， 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增至227种。其次，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组织体系。1953年2月，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 分局发出《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要求“中央一级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1954年2月， 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各省（市）、直属市及县人民政府，应设立计划委员会”。通过这些计划组织体系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方式，指令性计划机制直接控制了大部分工业生产。1953～1956年间，国家计委统一下达计划的产品种类，从110多种增加到300多种。这些产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60%左右。再次，形成了政企合一的企业模式，企业经济活动开始呈现出预算软约束特征。国营企业的经营受国家计划控制，失去自身经济利益。虽然在1955年8月曾经规定， 企业可以保留40%的超计划利润，但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国营企业利润留成只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3.75%。企业财务计划成为国家预算的一个部分，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形成了国营企业不负盈亏的预算软约束局面。上述高度集中以“条条”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及政企合一的企业模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构件。它们的形成，标志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经济计划化的基本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