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战结束至“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南部棉花种植业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借贷制度（注：本文“南部”主要系指原南部邦联11个州所属地区。）。这种制度是这个时期南部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南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中至今尚无人论及。本文专就这一制度的起源、影响和消亡作一探讨，以推动美国南部史研究的发展。 一、借贷制度的形成及其原因 内战后的南部，在农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植棉业。种植园虽不再实行内战前那样的奴隶制，但“还是作为农业单位经营着”（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典型的种植园主把他的全部土地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分配给分成农，另一部分出租给租佃农，第三部分自己留着由工资劳动者耕种（注：G.赖特：《旧南部，新南部：内战以来南部经济的改革》（Gavin Wright,OldSouth,New South: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since the Civil War），纽约1986年版，第91页。）。分成农多为黑人，又分为分成制佃农和分成制雇农两类，前者一般拥有生产工具，后者则一无所有。他们租种种植园主的土地，并以分成形式向他缴纳实物地租。租佃农多为白人，他们也租种种植园主的土地，向他缴纳固定地租（现金或实物）。此外，在种植园周边地区，还有大量的白人自耕农，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一般劳动工具。工资劳动制在1867年以后普遍消失（注：詹姆斯·艾伦：《美国黑人问题与南部经济》，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1页。），而分成制雇农数量又很少，大部分黑人都属于分成制佃农（注：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为方便起见，本文把分成制佃农简称为“分成农”，并把从事植棉业的分成农、租佃农和自耕农统称为“棉花农场主”（cotton farmers）。 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内战后的南部种植园和自耕农地区，迅速崛起了一个“商人”（merchants）阶层。 这个阶层的来历和成份比较复杂，分别来自种植园主、士兵、自耕农、犹太商人，以及批发商、制造商和铁路公司的派驻代表等（注：J.P.布尔：《新南部经济史中的一般商人》（J.P.Bull,The General Merchant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w South ）， 载《南部史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1952年2月号，第37页。）。这些商人在南部农村地区开设商店，但其商店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出售货物，而是向棉花农场主放贷。这就形成了本文重点讨论的南部植棉业中的借贷制度。 借贷制度（credit system），一般也称信贷制度、 信用制度或贷款制度，本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贷款者发放贷款的规程和方式。它早已有之，不足为奇。但是，内战后美国南部植棉业中的借贷制度却比较独特，其特点是：不是由银行直接向棉花农场主贷款，而是先由商人向银行借款，然后再转贷给棉花农场主，因而直接构成借贷关系的实际上是商人和棉花农场主。 借贷制度在内战后的南部发展很快。据统计，南部乡村商店的数目年增长率，1870—1875年为18.5%，1875—1880年为4.9 %， 1880 —1875年为7.8%（注：L.福勒格：《农业和国家发展：19 世纪考察》（Lou Ferleger,Agricultu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Views 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依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1882年对南卡罗来纳州零售业的调查显示，这个州平均每25个农场就有一家商店（注：W.布朗和M.伦纳德：《重新审查劳役偿债制》（W.W.Brown and M.O.Reynolds,Debt Peonage Re-examined），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3年9 月号， 第865页。）。那么，这种借贷制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 棉花农场主为什么要向商人借款？为何内战后这一制度获得迅速扩散？这是我们首先要探究的问题。借贷制度迅速兴起于内战后，这种情况的发展自然与内战有某种联系。那么内战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内战对南部借贷制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内战促使棉价猛涨，激起了南部的植棉狂潮。内战前，美国棉花产量占全世界的3／4（注：S.J.夏普曼：《棉花产业和贸易》（S.J.Chapman,The 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纽约1905年版，第6页。），当时美国的棉价就是世界市场棉花的“基价”。内战爆发后，美国南部棉产量急剧下降，导致世界市场棉价暴涨。内战结束后的1866年棉价高达每英磅43美分（注：吉尔伯特·菲特：《不再是棉田：1865—1980年的南部农业》（Gilbert Fite,Cotton Fields No More:Southern Agriculture 1865—1980），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这个价格是内战前（1860年）的4倍多。内战结束后持续将近10年的棉花高价激励棉花农场主牺牲其它作物种植棉花。据当代人观察，那时在棉花农场主中存在一种“流行性植棉发烧症”（ epidemic cotton fever ）（注：G. 赖特：《棉花南部政治经济学》（Gavin Wri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诺顿公司1987年版，第173页。）。 内战导致的棉花高价诱使棉花农场主大规模投入植棉业，这奠定了借贷需求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