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教育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 特殊教育是一个年轻的、充满希望和挑战的、富有活力的专业领域，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经历变迁，充满着各种争议。它早期的发展受宗教的影响，后在医学、心理学的“科学”范式下运作，迄今又常陷入意识形态等社会政治的漩涡[1]。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无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我国来说，特殊教育发展都处在十字路口，特殊教育的知识基础面临不断建构—破裂—重构的挑战，其理论与实践充满困惑与不确定性，特殊教育到了真正需要自我反省与批判的时刻。 回顾特殊教育的发展历史可知，20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掀起了两次特殊教育变革的浪潮：一次是70年代的回归主流运动，一次是90年代的融合教育改革[2]。这两次变革给特殊教育带来了积极影响，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特殊教育由隔离走向融合。我国特殊教育的起步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发展迅速，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数十年走过了西方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3]。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从党的十七大“关心特殊教育”，到党的十八大“支持特殊教育”，再到党的十九大“办好特殊教育”[4]，无不体现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实践层面，“随班就读”作为中国融合教育的本土化元型，已发展成为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安置的主体形式。融合教育更是在2021年首次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新增本科专业目录。然而，在政策与实践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融合教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发展却显露出滞后于实践的窘况。当前国内融合教育研究充斥着太多引入的概念与术语，且概念混用，内涵与外延不甚清晰，还有大量并非完全适合我国本土实践的思想与理论[5]。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我国随班就读与国外融合教育已并轨发展，就遵奉西方的全纳理念，无视我国特殊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问题，那么这样非但无益于我国本土化融合教育实践的健康发展，反而使人们对正处于十字路口的特殊教育产生信念动摇和认同危机。如有学者指出，“特殊教育受到融合教育实践的挤压，面临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上的解构，特殊教育的‘特殊性’陷入了合理性被质疑的危机之中”，认为“特殊教育的‘特殊’是由于隔离式的特殊教育安置形式所致，而融合教育的出现就是对特殊教育‘特殊性’的否定”，提出“特殊教育并不‘特殊’的观点”[6]。也有人撰文《融合教育让特殊学生“不再特殊”》[7]以表达类似的观点。可见，融合教育思潮的洗礼，不仅使我国的特殊教育实践要面临特殊学校转型和阵地渐失的现实困境；而且使我国的特殊教育界在思想意识层面也面临一定程度的认知困惑和信念认同隐忧，一方面对融合教育有误解，另一方面对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二者的关系表现出困惑，对特殊教育“特殊性”的本质认识不清，对特殊教育“不可替代”的价值信念产生动摇。本研究以史为鉴，通过回顾西方融合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审视特殊教育领域出现思想困惑和认同危机的逻辑脉络，破解认识误区，以期对我国特殊教育的良性发展起到警示作用。 二、融合教育发展的历史视角 特殊教育经历了从远离大众视线的孤立的特殊教育(isolation)，到公共教育系统内的隔离教育(segregation)[8]，再到回归主流的统合教育(integration)和今日的融合教育(inclusion)[9]的发展过程。回溯历史，追踪范式演变的内在联系，有助于为我国特殊教育的未来发展做出富有创见的选择。 (一)传统的隔离式的特殊教育 1.孤立的养护机构及特殊学校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早期特殊教育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8世纪下半叶，法国作为特殊教育的发源地，率先创建了寄宿制教养机构，针对聋、盲、智力障碍三类残疾学生开展特殊教育。先驱者们致力于探索适合残疾人教育的各种特殊教学技术，如手语教学、盲文教学和感觉生理训练等。这些基于临床的特殊教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使传统的隔离式特殊安置形式得以固定下来，也成为彰显特殊教育“特殊性”的重要标志。特殊教育机构和学校的建立在特殊教育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们改变了残疾人被教育排斥的历史，被视为在教育中实现社会公正的积极的解决方案。 2.公共教育系统内分离的特殊班级 在美国，随着强制入学法案的颁布执行，公立学校迫于日益增多的问题学生(包括低成就、残疾、违纪、移民儿童等)以及不断增加的教学压力和班级管理压力，需要建立一种与隔离式机构设施等效化的社区，于是在公立学校内部出现了特殊班级。至20世纪中期，这种自足式的特殊班级(selfcontained special class)迅速发展，成为传统特殊教育安置相关学生的另一种选择。特殊班级所面向的有障碍学生虽不在完全隔离的特殊学校，但同样也被移出了主流环境，无法与普通教师和同龄普通伙伴接触。这种分离的特殊班级安置形式反而为特殊儿童及某些少数族裔儿童被错误分类(misclassification)和负面标记(labeling)提供了方便，招致教育改革者的强烈批判。 (二)一体化教育 1.回归主流运动 20世纪50年代，受北欧“正常化”(normalization)原则的影响，去机构化运动(deinstitutionalization)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声浪在美国此起彼伏。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1954)的判决结果“隔离就是不平等”对教育中固有的残疾隔离问题的解决产生重要启示。加之由特殊班安置引发的与隔离和错误分类有关的另一种教育排斥现象，引起学者高度关注。劳埃德·邓恩(Lloyd Dunn)在1968年发文《轻度智障者的特殊教育：是否适当》以对特殊班的安置效果与正当性进行质疑，这成为推动美国“回归主流”运动(mainstreaming)的导火索。其后，美国颁布《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简称IDEA)，将“最少受限制环境”列为法定教育安置原则，自此奏响了融合教育的序曲。在实践层面，IDEA法案支持为有障碍学生提供连续性的弹性服务模式，即学生在校可利用部分时间参与普通教育的非学术活动(如艺术、音乐、体育等)，其他时间则接受巡回辅导、资源教室方案、特殊班等抽离式(pull-out)特殊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特殊教育需求。很显然，回归主流所倡导的一体化教育(integration)对残障学生有门槛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适应主流教育的能力，否则在此之前仍需被抽离出来接受特殊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