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未来教育的宣言 2021年11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第41届大会上，国际未来委员会受委托面向全球发布了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以下简称《我们的未来》)。事实上，自1945年成立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25年便会对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向问题进行一次系统的评估，并出版成文。《我们的未来》则是其历史上第三份由专门组建的专家委员会编写的面向未来25年乃至更远的时间里教育图景的研究报告。前两份报告分别是：1972年发布的富尔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和1996年发布的德洛尔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因此，有学者也将2021年发布的《我们的未来》称之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的第三份重量级的报告①，称其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读全文，不难看出《我们的未来》仍然延续了前两份报告的抱负，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通过深入分析当前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变化，以及窥看教育内部所出现的问题与挑战，进而构建走出当前困境、迈向新教育图景的路径与方法，从而继续引领国际教育变革的新理念，形塑其作为国际教育组织在教育治理、教育政策的权力。 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我们的未来》是否能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前两份报告那样产生深远的影响，发挥其预期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该报告发布以来，围绕着该报告的会议、论坛以及研究论文和专著已经比比皆是。如在报告发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便邀请撰写该报告的委员之一，著名的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比较教育学者莫里斯(Paul Morris)以及埃尔福特(Maren Elfert)，围绕“教育是否可以形塑我们的未来”开展了线上圆桌论坛；2021年12月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发起的系列线上会议“农村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围绕着《我们的未来》中的农村性别平等问题而展开。近日，由哈佛教育学院比较教育学者海姆斯(Fernando M.Reimers)牵头编著的《推进为了教育的新社会契约》一书的出版也是一例。因此，诚如林可等人所言，“深入理解这份报告的内容，对于思考我国未来教育方向有重要意义”②。然而，纵观目前的讨论，仍有让人遗憾之处。总的说来，研究和讨论大多聚集两个层面：其一，《我们的未来》讲了什么，也就是着眼于文本内容的解读与说明；其二，围绕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如何提供可靠的行动方案。前者，如我国学者林可③等人以“社会契约”为框架，对《我们的未来》的文本内容进行了评述与解读。后者，如海姆斯教授解读了报告关于教育内部的变革(课程、教学、教师、学校、终身教育)如何落实到不同国家、文化当中，并针对性地制定了系列行动方案。 本研究认为，想要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国际教育事业中去，不应当停留在“纲领—执行”层面，而更应当理解其话语形成背后的逻辑及其驱动力④。同时，如果想要深入地理解这份报告仅停留在字面的、横向内容上的“是什么”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我们走向报告的“背后”，从纵向、与向里(立体式)的逻辑去探寻报告的实质。这样，我们不仅能深入地读懂报告，而且可以提出更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未来探索”。实际上，对于UNESCO而言，三份报告的发布是一种集体的、关于未来的思考，是提供共同合作与讨论的基础，而非政策报告。这又尤其适用于第三份报告。此外，每一次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上一次报告的延续，但同时也蕴含着新的突破与新的思考。比如，在《我们的未来》报告中指出“彻底地改变航线”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彻底地改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延续了什么?又突破了什么?难道之前构建的平台不足以支持现在的教育话语体系了吗?如此追问不仅能使我们参与到国际教育的话语中，也能使我们更积极主动地去构建新的教育契约或新的教育图景。因此，本文以“未来”作为视角，结合了前两份报告去分析，“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谈论未来时，他是以怎样的立场在讨论?”其逻辑线索是如何从“是什么”“怎么做”转向“如何生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纵向的视角，简要地分析了三份报告的差异，以及《我们的未来》的立场；其次，我们基于“未来”这一核心词汇，从未来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文章的第三部分，我们重访《我们的未来》中勾勒的教育图景，并以未来三角为框架向读者展示如何去理解该框架；最后，通过批判性地反思，结合我国的本土情境，我们应当如何来讨论中国的未来教育中的未来问题与未来留白。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报告” 自1945年成立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的70多年曾经先后三次召集成立专门的专家委员会，就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影响进行判断，并为各国的教育部门提供相应的可行性方案，以提升公共教育的质量。这些讨论以三份报告的形式面向于全球，即：《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和《我们的未来》(2021)。其中，第一份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发布于1972年。当时法国教育部部长富尔(Edgar Faure)受命于UNESCO的时任主任埃雷拉(Rene Herrera)，临时邀请了7位来自经济学、外交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于1968年组建成立了教育发展委员会。而当时的法国以及西方，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青年学潮运动，旧有文化与新一代文化之间的强烈冲突，使他们不得不呼吁对传统静态知识的摒弃，转而提倡基于终身学习理念下的技术学习、为了未来社会需要而准备的自我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份报告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当时西方社会率先进入学习型社会。第二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由成立于1992年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历经三年撰写完成。当时该委员会主席德洛尔(Jacques Delores)受命于UNESCO的主任迈约尔(Federico Mayor)，召集了包括中国学者周南照在内的15位专家学者，提出了广为人知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与学会生存”。报告一方面延续了前一份报告的终身学习理念，另一方面强调了学习样态的多样性，强调学生主体参与到社会的重要性，学习的概念得以进一步扩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