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简称EBM)的直接影响，英美的教育、经济等各个公共部门迅速借鉴“循证”(Evidence-based)的原则制定政策，指导实践，“循证”逐渐成为“千禧年最大的理念”[1]。如同实证研究一样，关于究竟什么是循证研究，目前学界其实并无一个规范性的概念，但可以明确的是，循证研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首先，关于“证据是什么”的关键问题，虽然从实验数据资料到传言掌故都可作为“证据”，但循证研究非常重视“最强类型”(stron-gest types)证据的支持，强调运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简称RCT)、元分析(meta-analysis)、系统性综述(systematic reviews)等大样本的量化统计方法得出的实证数据提供可靠性、有效性高的支持，并认为如个案研究等“弱类型”(weaker types)的数据带来的研究结论是弱小的。其次，循证研究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有机合作，研究者、资助者、监管者、教育者、消费者等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共享证据，共建体系，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整体式的结构[2][3][4]。在教育研究领域，针对以循证为方法展开的教育研究、政策与实践的相关讨论非常激烈，人们对循证教育研究的探索由此不断丰富并深化。但是，学界对循证教育研究尚缺少更具全局性的关注和理解，因此，存在内涵界定不一、研究视角狭隘化和异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循证教育研究的顺利开展。有鉴于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本研究期待为突破循证教育研究的限度、提高教育学研究水平、促进教育学学科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一、方兴未艾的循证教育研究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各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人们对教育的质量与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教育研究自身也在逐渐加大对科学化的追求步伐。基于此，人们开始强调运用“证据”展开教育研究。 (一)循证教育研究的组织与展开 循证研究从医学领域发展到教育学领域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为解决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间的分裂问题，70年代起医学界开始质疑小规模实验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倡导运用基于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元分析等确凿因果证据的研究结果。1992年加拿大学者戈登·盖亚特(Gorden Guyatt)提出“基于证据进行治疗的医学”[5]，随后大卫·萨科特(David Sackett)定义“循证医学是最佳研究证据、临床专业技能、患者价值观的结合”[6]，循证的理念由此从医学领域兴起，并开始形成“循证实践运动”[7]。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循证实践运动”的深入展开，“循证”的理念迅速扩大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逐渐融入了教育界的学者们的思考。1996年，剑桥大学教授大卫·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在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循证教育”的说法，认为教育领域也应如医学一样遵循科学的研究证据而非经验展开。[8]第三阶段为21世纪初至今。虽然从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循证医学研究范式无法直接嫁接到从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学研究，但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教育学研究的科学化追求推动着循证教育研究不断深化发展。如美国从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简称 NCLB)的颁布到2015年《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简称ESSA)的颁布等，充分显示出循证教育研究在争议中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 综观各国近二十年来循证教育研究的组织与展开，可以看到政府的组织部署、科研机构及高校等的技术支持在其中起着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如，美国2002年通过NCLB，开启“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9]，并成立“有效教育策略信息交流中心”(What Works Clearinghouse，简称WWC)；2015年出台 ESSA对循证教育研究进行改革，明确提出了支撑教育方案有效性的三级证据水平(有力的、中等的、有希望的)。英国在1999年工党政府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中明确表示将“循证政策”纳入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理念[10]，并成立“政策和实践证据信息协调中心”(The Evidence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ng Centre，简称EPPI-Centre)，开展教育研究的评估与整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7年出版文集《教育中的证据：联系研究与政策》(Evidence in Education：Linking Research and Policy)[11]，欧盟自2011年起正式推行“欧洲教育的循证决策”(The Evidence Informed Policymaking in Education in Europe)方针[12]。日本2015年内阁会议制定“基于证据的教育彻底化”方针。[13]在我国，教育部于2006年、2007年分别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成立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自2015年开始已连续举办6届；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与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联合组建了全球“卓越实证研究”(Best Evidence in Brief)网络，旨在定期向中国和全球一线教育者传播全球最先进的基于证据的研究发现[14]等。 (二)循证教育研究的产出与成果 将循证教育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分别以“循证教育、基于证据的教育、证据驱动的教育、证据驱动、教育、教育研究、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体制””evidence-based education、what works、evidence、 research、methodology"“エビデンスに基づく教育、工ビデンス、教育、有効性”为关键词组合搭配，分别在中国知网、万方、Google Scholar、ScienceDirect、 Web of Science、CiNii Articles、J-STAGE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去除如“循证医学教育、循证护理教育”等不符合筛选标准的文章以及会议纪要、报道广告等相关度较低的文章，最终检索出相关度较高的中文论文50篇，英文论文376篇(另有专著18本)，日文论文76篇。结果表明，国内外对循证教育本身的研究具有如下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