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事物的认知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认知，另一种倾向是弱认知。强认知倾向于通过研究掌握关于事物的规律或法则，以实现某种确定性；弱认知则否认普遍规律或法则的存在，强调人的理性的有限和事物本身的复杂，认为任何研究都只能是一种“诠释”，而非唯一不变的结论。“任何试图确定的努力，都会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1]在教育研究中亦有两种不同的认知范式，且经常存在冲突。主张强认知的确定性范式经常以“科学化”为目标，主张教育研究应普遍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精准的测量，通过积累可量化的证据，以发现教育领域的各种规律，并生产确定性的知识。而主张弱认知的不确定性范式则认为，教育活动在本质上属于文化领域，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理性的教育研究之间只存在松散的连接。人性本身的易变、教育实践本身的变动不居和多姿多态共同决定了教育研究不可能生产出确定性和普适性的知识。结果就是，“信奉掌控的理论家与信奉共鸣的理论家之间的‘论战’，如今伸向并蔓延至每所学校，特别是蔓延至涉及培训与教育的学科：许多大学在这场论战中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立场，以至于相关的教育学院分裂成两派。一派寻求通过‘基于证据’定量的测试建立硬性的标准，另一派则寻求在人道主义的阐释模式中继续推进洪堡的教育理念”[2]109。事实证明，人类的教育实践无法完全被掌控，更不可能通过研究事先“脚本化”。完美的教育知识或全面的教育真理既非教育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关于教育真理的探究和教育实践的探索需要齐头并进，而非一定先发现教育真理然后才能开展教育实践。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在真理没有显现之前，所有对于教育的研究或认知更多的是一种理念或信念的重构，而不是知识的创新，更不可能是对规律的发现。面对丰富的、易变的实践，从来没有一种知识可以垄断关于教育问题的解释，也从来没有一种权威的理论可以指导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实践中，促进人类教育发展不可能仅靠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研究者可以为教育发展提供某种智识上的帮助或支持，但最终真正决定人类教育发展的仍然还是教育研究之外的因素，尤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 一、确定性的迷思与不确定性的根源 对于确定性的迷思与认知范式的选择密切相关。我们当前流行的认知范式植根于300多年前的笛卡尔、牛顿、培根等大科学家所建立的以决定论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上。“这些机械论的范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能使人们很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使用起来简单方便，处理事情也都很顺利……这所带来的主要问题就是曾经已经被接受的范式很少遭到质疑，并且即使难以用现存的世界观来解释的现象与日俱增，但是它们的确是很难改变的。”[3]230历史上，在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兴起之前，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主要是形而上学的任务。近代科学革命使科学取代神学和形而上学成了人类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即以数学公式和科学检验来确认秩序。伴随科学思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张，机械决定论也导致了人们对于科学的迷信或误解。17世纪之后，得益于数学思维和方法的普遍应用，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被自然科学发现。以数理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成为确定性知识的象征。自然科学的进步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却极大地扩张了知识的边界，凸显了理性的或理论的力量。其结果，“我们想完全掌控世界、排除不受掌控的事物的欲望，已经深植于思维本身了，亦即不只处于我们所思考的内容，而是更深植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态度本身，并且也因此寄生在我们对世界的内在知觉中了”[2]151-152。伴随科学本身从经验向知识、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转型，人类既收获了丰富的事实性和原理性知识，也陷入了科学主义的霸权统治。“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先决条件，对于确定性的信念令人蒙蔽、为害不浅。现代科学，即笛卡儿—牛顿的科学，一向建立在对确定性的肯定上面。其根本的预设认为：有一些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客观普遍法则存在，科学探索能够搞清楚这些法则，而且，一旦认识这种法则，我们就能从任何一组初始条件出现，完满地推演出后继的和先前的状态。”[4]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人本身的生理基础，尤其是脑结构；另一个就是认知范式。人的生理基础决定了理性的有限，认知范式则意味着科学并非真理，而只是人类探索真理的一种途径。近代科学植根于古希腊的科学传统，以因果关系或机械决定论为基础，为了实践或行动的安全，强调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如杜威所言：人们之所以致力于寻求理智上的确定性是因为行动上需要保护和成功；任何完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或确定性，人们是不关心的[5]34-35。20世纪以来，虽然现代科学发现并确认了不确定性是一种新的科学精神，但在科学研究中以理性为中心，以数学为工具，决定论与确定性仍然成为一种迷思。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下，科学研究成为对于因果关系的探究以及基于因果关系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循环，在此过程中，人的理性之外的其他偶然因素经常被忽视。“如今的理想化的年轻人热衷社会科学，如政策和大数据，俨然一派专家治国的气势。但是，我们能够衡量的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甚至连已知的也很困难。在我们急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之前，我们要先明白‘人性的这根曲木’，即我们到底为谁创造未来。”[6]科学研究活动不是一种机械活动，而是一种人为的但又并非完全由人决定的创造性活动。若要理解科学的本质，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必须理解人性的基本原理。 关于人性的“基本原理”或“某些行为规则”，哈特认为，第一个“自明之理”是“人类脆弱性”，人人都容易受到伤害。第二个“自明之理”是“近似平等性”，虽然我们在身材、力量或智力上有所不同，但没有一个人天生强大到可以单独支配其他人。第三个是“有限的利他主义”，即“如果人不是魔鬼，他们也不是天使”的理念。第四个是“资源有限论”，没有足够的资源分配给每个人。最后一个是“理解力和意志力有限论”[7]306-307。这些基本原理表明，要理解人类社会的秩序以及自然规律必须摆脱机械决定论的束缚，要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研究对象自身的矛盾性。与自然界不同，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都不会自动遵循某种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会存在着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无法预测的挫折等情况。无论何时，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且面临自由、平等、利他主义和资源有限的约束，脆弱性亦不可避免。“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允许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人可能坚持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的观点，否则就得根据自己的体验来做出判断。于是在解释各种社会生活的时候，什么是正确和什么是仅仅可以接受两者会出现持续不断、永不停息的竞争。”[8]6因此，科学研究与其说是在追求真理，不如说一直在进行认知或观念竞争，即不断地以新观念挑战传统观念，并维持人类认识世界活动的生生不息。换言之，科学研究不是以对真理的发现来终结对于世界的认知，更不是以确定性来缩减不确定性，而是持续不断地深化和丰富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换言之，“科学不可能产生完全的确定性……更多的研究并不是必然意味着有更少的不确定性——当我们对一个系统了解更多时，也许证明它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9]203。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特定时期新观念可以取代旧观念，但无法避免旧观念会卷土重来。人类社会发展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我们永远无法回到过去；但类似的观念总是会重复出现，类似的事件也总是会重复发生。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变化是永恒的，没有什么秩序或规律不可动摇。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除了取决于参考系或适用范围外，也取决于认识工具或实验条件。在一定实验条件或适用范围内可能成立的定律或规律，一旦变换了实验条件或适用范围就将失效。“实验取得的结果并不是关于自然的确定事实，它包含偶然性，以及一系列关于如何正确评估这些结果的假设。对实验结果的解释涉及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模型和假设。一个实验或一系列观察结果，并不代表有关自然的一个确定事实，只是代表支持某些特定假设的论据。”[10]262在近代科学革命中，人类通过实验和测量发现了许多自然规律。随着对规律的探究深入人心，人们在理性思维上把对于确定性的和普遍性规律的追寻当成了科学的目的，并等同于科学本身。“大学这样的环境总是想要事实、证据和争论的。甚至人文主义者对不确定性、或然率、补足和不足等理论的含义也不知其然，而且这样的无知实在是太久了。”[11]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思想的变革，尤其是技术手段的进步，人类可以探究的范围趋于无限大和无限小，远远突破了近代自然科学由牛顿物理学所确定的参考系或适用范围。事实证明，在极微观的领域研究者本身也成了研究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测量本身成为影响测量结果的重要因素。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海森堡就认为不确定性是自然本身的一种固有性质，并据此提出了“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根据海森堡原理(Heisenberg principle)，调查研究的过程(进行观察的过程)会改变调查研究的对象；在某种情况下，调查研究的过程会使调查研究的对象发生很大变化，使所获得的资料十分不可靠[12]。遗憾的是，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物理学领域里量子理论的理论基础已经坚不可摧，化学和生物领域随之接受并采用了这一全新的理论，稍后经济学领域也开始逐步接受它，但时至今日机械论学说的范式和相应的研究方法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里仍占据主导地位[3]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