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评价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教育事业循序改革的肇始之举。因而挥好教育系统的“指挥棒”，不仅关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也是推进教育高效、生态、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1]眼下正值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时期，为破除教育评价在制度惯习道路上衍生出的诸多顽瘴痼疾，复原教育的本真追求、原典精神和应然样态势在必行。2013年6月，《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中要求“注重考查学生进步的程度和学校的努力程度，改变单纯强调结果不关注发展变化的做法”，教育评价的关注重点开始由结果转向过程。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2]力图以教育评价方式改革为切口来根除沉疴弊病，谋划教育评价未来的发展蓝图。 随着政策改革的持续深入与聚焦，学界对于增值评价的研究热度不断上涨，并在理论深化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做了增益性探索。但纵览已有的文献可以得出，其论述的前提基本建立在对结果评价的批评与质疑上，存在过于贬低结果评价而迎合增值评价的研究倾向，以致于出现教育评价主体模糊、评价功能局限、评价执行受阻、评价结果失真等现实问题。因此，本文深度剖析教育结果评价和增值评价的离散现状和原因，试图厘清两类评价的功能边界及其利弊优劣，以分合取舍的方式挖掘两类评价的耦合空间，以期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远征路上，达成两类评价的一致性准则和逻辑秩序，推动教育评价的革新与发展。 一、教育评价离散问题之思 结果评价和增值评价是两种重要的教育评价方式，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共同支撑着教育评价的活动开展。然而，现阶段的结果评价因无法满足教育发展的深层需求，暴露出诸多顽疾并逐渐脱嵌于时代发展的运行轨道。增值评价因关注学生发展的动态思维而深度契合于时代逻辑、运行逻辑和实践逻辑，[3]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对结果评价发起了强势冲击，以至于两类评价现以对抗互搏的离散状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可以说，教育评价方式的对立或者盲目替代无异于将教育评价引至混沌的境地。为此，探寻两类评价的离散原因有助于我们客观冷静地审视二者的博弈现状，根据教育发展的现实诉求明确教育评价应为的理性追求。 (一)价值取向的矛盾对立 据现有资料考证，“评价”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北宋年间王标所著《燕翼诒谋录》卷五：“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有之”，[4]其中评价意为衡量、评定其价值。在英文中，evaluate(评价)从value(价值)这一词根变化而来，译为“引出或发现价值”。从词源学角度可以看出，价值如同评价的“孪生兄弟”，有怎样的价值取向便会形塑怎样的教育评价。因此，对于价值取向的辨明考证是对教育评价元分析的首要一步。 依据时间脉络，埃贡·古贝(Egon Guba)和伊冯娜·林肯(Yvonne Lincoln)将教育评价的发展划分为测量式、描述式、判断式和响应式四个具有螺旋递进特性的阶段。[5]四个阶段的划分揭示了教育评价由过去对数字符码的生硬解读到包含主体情感、态度、人格、动机等软性元素的人文阐释，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均弥补了数据无法触及的部分而有效增强了教育评价的弹性，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也开始由“物性”标准的评判准则逐渐迈向“人性”的关注。然而，就结果评价而言，仍以“物性”标准作为评判的逻辑依据，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出现“唯结果”的顽瘴痼疾。相反，增值评价深谙教育评价的变革逻辑，在“唯结果”的对立面顺势而生，抛却了之前“物性”材料所带来的全部意义而回归到关注人的动态成长。一方面，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发展的内驱力，用前后两次成绩的增值幅度作为评比指标可以实现学生自我发展的纵向管理，即使落后的学生也能够从点滴进步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学生的主体地位被提高。另一方面，推动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增值评价从发展的视角赋予了评价的动态意义，并非仅用单次的考试成绩来定义学生全部层面的发展，而是包括个体品质培养、道德情感提升、操作技能熟练等方面的多维进步，一改以往结果评价只重智育而忽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象。但事实上，人自由发展、自在成长、自为进步的美好愿景会受到资源稀缺的外部约束，诚如波兰学者亚当·沙夫(Adam Schaff)所说的那样：现实的人立足于实体的现实并受锢于物质世界的多维钳制，并不遵从于绝对的价值和准则，而崇尚相对的价值和准则。[6]因而“人性”评判标准的回归时常受到“物性”标准的阻碍，致使教育评价应然的运行逻辑时常与实然的操作逻辑产生摩擦和矛盾。[7]在这种对立的情境中，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陷入了抉择两难以及博弈失衡的困境，强势的增值评价不断矮化结果评价的正向意义，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二者的背离。 (二)评价视角的分化割裂 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价值哲学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追求一个至善、至高的目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对现实情境的考察和站在现实情境中对未来行动的筹划。”[8]教育评价同样如此，作为教育管理的工具性手段，其首要任务是为了解现状并提供可参考的符号性质的价值判断，用以监查和检测当前教育的运行过程和质量，充当“体检仪”的角色；其次是为了个体发展的持续改进，在真实的情景中引导和规划着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路径，发挥“指挥棒”的功能。当前，结果评价只关注于某一个体“节点”的成就显然无法满足对于改进程度的衡量和考察，增值评价在此背景下被加以重视，评价视角的关注点也由此分化割裂为“结果”与“过程”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