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评价文化是教育评价中所展现的带有稳定性并被集体共同认知的文化心理，其核心是价值取向。教育评价文化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概念的外延十分宽泛，突出表现为评价导向、评价理念、价值观、群体文化氛围等。长期以来，学界对教育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价范式和评价制度，而评价文化由于其内隐无形，常常被人们忽略。事实上，评价文化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中发挥着统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教育评价改革的进程，培育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彰显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教育评价文化更是教育评价改革的终极目标。鉴于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是什么?面临哪些发展困境?应该怎样推动评价文化建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培育新时代教育评价文化的重要前提。 一、新时代教育评价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构建新时代立体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成为我国教育评价领域的第一个系统性文件。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主要从评价活动、评价制度和评价文化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制度是文化分析的基本单元[1]，评价活动是在评价文化引领下的行为实践，两者都需要在评价文化的浸润中予以理论外显和实践执行。相较于教育评价改革中的范式转换和制度变革，评价文化建设在学校回归育人本位、政府推进评价改革、社会群体凝聚共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一)评价文化建设是学校回归育人本位的关键举措 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教育实现育人价值、回归育人本位。新时代的学校教育，应更加注重培养人的创新意识、积极的情绪体验、健康的身体素质，为人们的未来生活和终身发展做好准备。这就要求评价文化以一种柔和的力量激发人的内部体验和参与意识，促进人的自觉发展。纵观评价文化的发展历史，教育评价愈发异化为学校教育管理中的一种奖惩性手段，甚至演变为教育评价的终极目的，即“为了评价而评价”，对唤醒人们自觉寻求向上发展的意识产生一定阻碍。在工具理性和功利文化的裹挟下，当前学校教育与育人初心悖离，甚至走向压抑和控制人的对立面，严重弱化人的价值理性，囿于“五唯”困局难以自拔。当前教育评价文化中稳定和封闭的管理文化现象，正在将学生个体发展的非结构化素质转向可量化操控的程序，考试文化则成为实现学生个性发展的阻碍[2]。 不同于奖惩压力下的评价文化，真正育人性的评价文化会激发被评价者的内部发展动机，激发出个体巨大的发展潜能，以满足自我的价值期待。文化与人类同根同源，人凭借主观能动性可以选择文化的存在方式，实际上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守望者。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Von Pearson)就将文化战略与人类生存战略等同，提出“文化生存状态不仅肇始着过去的所有文化创造成果，而且蕴含着直达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内含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存在的合理性”[3]。换句话说，文化与人类价值是息息相关的，任何文化本质上都要以人为中心，始终将人视为一个完整的存在。由此可知，推动评价文化建设有利于关照教育评价的人文向度，重塑评价育人功能，发现人的多维价值，使学校教育回归育人本位。长此以往，我们在追求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教师的教学成绩、科研成果时，会更关注道德素养、教和学的发展潜力等动态性特征，使教育评价不仅关切现在人的过程性发展，而且关照未来人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教育评价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二)评价文化建设是政府推进评价改革的迫切需要 中国迈入新时代，对教育的发展也提出更高要求。其中，教育评价是教育走向何处的“风向标”，对教育发展有着质的规定性。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相关部委出台诸多涉及考试评价、综合素质评价、教师评价、教育质量监测、教育督导等的重点政策文件，无不反映出我国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决心[4]。然而，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找准改革关键点，形成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的组合拳。在社会竞争异常激烈的现实背景下，“分数至上”“量化为主”“排名争先”等观念塑造着不同程度的社会焦虑，教育的重心落在如何迎合教育评价的各种指标，从而使得“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评价目的流于形式。不合理的评价文化蔓延在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使教育沦为评价的附庸，带来“影子教育”泛滥、学术诚信危机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以人为本”的评价理念折服在外显的评价符号背后，以量化数据标榜教育质量成为常态，这股评价文化风潮俨然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桎梏。 “一切问题都是由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5]。相较于教育评价改革中的范式转换和制度优化而言，人们深层次的心理意识和所处的评价环境等文化因素更为重要，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左右改革的进程，贯穿于教育评价活动的始终。评价文化建设是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一招，可以直击工具理性、数据思维、效率至上等教育评价改革中的“痛点”问题，解决评价育人本位与现实功能错位的“难点”问题。营造健康向上的新时代教育评价文化，需要“从评价导向上扭转当前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破除不科学的评价文化和价值藩篱，将立德树人凝聚为社会共识，重构政府科学管教、教育者科学育人、受教育者科学成长和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科学用人的良好局面”[6]。由此可知，重塑以激励和导向为价值逻辑的评价文化，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当务之急。 (三)评价文化建设是社会群体凝聚共识的重要途径 文化以隐性方式对群体价值观产生濡化作用。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的行为方式及变化轨迹都要放在一定的文化、体制和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特定人群会逐渐成为具备共同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行为共同体”[7]。由此可知，文化对社会群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尤其是文化中无形的精神要素会左右着人们的理性认同和情感归属。在教育场域中，评价制度和评价活动以强制的刚性手段产生影响，评价文化则通过间接和非正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将新的评价理念渗透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为，使“以人为本、立足发展”等正确评价理念凝聚为社会共识，从而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和谐有序、积极向上的评价文化氛围，减少教育评价改革中的群体认知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