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6-0107-07 童谣者，“儿童歌讴之词”，[1]亦即传唱于儿童之口、无乐谱的歌谣。果戈理曾说：“歌谣不是手里握笔，根据严格的计算写在纸上的，而是在旋风中，在忘情的境界中创作出来的。”[2]作为歌谣的一部分，童谣尽管未必产自“旋风”抑或“忘情的境界”，似乎也应该是由生活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但回顾中国传统童谣的历史，却有一个颇为刁诡的现象，那就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童谣不仅经由“严格的计算”创作而成，甚至是经过苦心的策划而传唱于儿童口中的。在明代以前，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一、溯源：从“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说起 中国传统童谣之源当追溯于西周末年。《国语·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周宣王于公元前828年即位，“共和”罢，次年称元年，崩于公元前782年，在位凡四十六年。征诸典籍，宣王时童谣应是现存最早的童谣。既然这是传统童谣的源头，我们势必须要多费些笔墨来对其作一番分析。事实上这种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首童谣几乎奠定了传统童谣两千年的基调，影响不可谓不远矣。 “檿弧箕服”，指山桑木做的弓和箕草做的箭袋。这短短的两句话是说：那卖桑木弓和箕草箭袋的，就是使周灭亡的人。作为中国传统童谣的“始祖”，这首宣王时童谣竟毫无儿童的影子，而是将关怀赫然放在了王朝的兴衰更替上，且充满了神秘气息，有一种原始的恐怖。关于这首童谣的前后始末，《国语·郑语》及《史记·周本纪》都叙述甚详，可谓说来话长，此处仅撮其要言之。据说当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时，即下令捕杀售卖弓箭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适逢宫中小妾所遗之女婴，哀而收之，奔于褒。幽王时，褒人得罪于周，献此女示好，是为褒姒。幽王十分宠爱褒姒，为博红颜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致使诸侯日渐远之。当外敌真正入侵时，烽火却再也招不来救兵，幽王遂被杀于骊山脚下，西周亡。童谣就这样离奇地应验了。《国语·郑语》说：“天之命之久矣，其又何可为乎？”更将童谣与天命捆绑在了一起，使得传统童谣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异样的面貌，彻底背离了儿童自身的生活，并赋予其传唱主体一种莫测的力量，致使本来与兴亡大事毫不相干的黄口小儿却成了诡谲动荡的政局的预言家。 再看《左传》。《左传·僖公五年》：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醜奔京师。 僖公五年为公元前655年。以传唱年代言，这首童谣晚于宣王时童谣约一百多年；以见于记载时间言，则这首童谣更早，且应该是最早的。①它袭用《诗经》体例，基本为四言句式，句句押韵，从形式上看还是比较适于当时儿童吟唱的。但是观其内容，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童谣预言了一场侵略战争的胜利。更神奇的是，连胜于何时都言之凿凿，毫厘不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不相信童谣有如此玄而又玄的力量，其或为晋献公故弄玄虚玩的一套把戏，借童谣为本是侵略性质的战争披上了天意的外衣，或为《左传》作者以后见之明将之安放在了前面。不管哪种假设有成立的可能，我们需要思索的是：为何童谣在政治生活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反过来说，为何童谣会成为被利用的对象？童谣若为晋献公或其臣僚所造，那说明当时已很流行视童谣为天意之体现的观念。童谣若后起于晋之灭虢，则创作者虽然不详，但将一场战争编予儿童吟唱本身就很引人深思。若是《左传》作者有意将“后事”作“前事”，那只能再次证实童谣与天意紧密相连的观念在当时是如此深入人心。 回看周宣王时童谣，情形大概也不外如此。这两首童谣开中国传统童谣之先河，但却与儿童及儿童生活毫不相干，这就成了问题。更成问题的是它们并驾齐驱，共同为传统童谣打上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使得传统童谣始终笼罩在一种奇特的氛围中，而且越到后来越将这种色彩和氛围点染描画得具体生动，并进而理论化了，以至于到魏晋时终形成了完备的“荧惑”之说。从此影响更是绵邈深远，历千载而不绝。 二、“荧惑说”盛行之下童谣的异化 《左传》和《国语》虽录有童谣，并将其与天命联系起来，但数量有限，也未作过多阐释。到班固(32-92)作《汉书》时，在“五行志”中集中收录了五首童谣，其中有两首为《左传》所载，一首为《史记》所收，另外两首则是《汉书》独有的。将童谣收入“五行志”无非是承继了《左传》、《国语》的观点，认为童谣与天命气运相关，可以预示吉凶。班固的做法影响了后世修史的人，自《汉书》开始，相当数量的童谣均被收入历代官修史书之“五行志”，以至于周作人直接称之为对待童谣的“五行志派”。[3]这也可说是“荧惑说”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