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2)12-0071-10 当代政治学发展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争，本质上是政治学自身学科概念与边界之争的一种自然延伸。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体分野下，人们围绕政治与政治学的内涵所展开的论争，贯穿于整个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演进历程中。按照最宽泛的，也是一种古典的定义方式，政治被理解为公民在公共空间中展现才德、建功立业并获得荣耀的活动，包罗万象地涵盖了政治共同体中公共生活的全部。相应地，这种理解也自然地预设了政治哲学统摄性地位的基调。因为，只有那些指向“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内容，才被定义为区别于“公开学说”之意见的“知识”，才可能与上述“正当”的政治活动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联。当然，站在思想光谱的另一端，主张“科学”“祛魅”地理解政治的人们，又把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和规律剔除出政治和政治学的实指范畴。而在以“谁、何时以及如何得到”为主题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内，“科学”的主题压倒哲学的神话也成为理所当然的趋势。 如果基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立场，我们应该看到，那种在引导学科发展的哲学动力与科学动力间做出排他性选择的思维，深刻地映射出本土学科建设滞后所造成的历史桎梏，也将对建构具有学术自主和理论自信的本土学科的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中国语境下的问题转换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这种转换顺利完成的前提，又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全面地审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明晰其各自的功用边界与局限，从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图景中重构二者的相互关系。 究其根本，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科学，都是以政治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区别仅在于以何种研究方式来认识政治。对此，即便是施特劳斯也承认，哲学需要以政治为先导成就其反思性，也需要政治为其提供辩护的支持。当然，相应的，他更强调指出，哲学为政治提供道德和理性的依据，人们也需要以哲学的眼光看待政治，以政治的方式走进哲学。①如果可以暂时搁置上述论断中施特劳斯关于政治应然性的元问题，我们或许能够从认知理性的变迁、认知方式的关系与认知功能的融合这三个维度上，重新评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人们认识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与关系。 一、认知理性变迁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 从直观地感知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权力关系，到形成可交流、可传承的关于政治生活规律的理性认知，政治学的发展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古典原型到当代语境中的再反思的认知理性变迁历程。从认知政治世界的理性原点上看，当“秩序”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时，人类理性思考能力就已经产生了第一次飞跃，它表明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对于看似杂乱无章的政治现象的一种统摄性的理性认知路径。当然，在这种理性认知的最初古典原型中，认知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高度受制于其核心概念的字面含义的。换言之，在这一思维体系中，对于秩序的认知只能以秩序化的格式体现出来，对于普遍性的追求也只能直接诉诸对普遍性的逻辑建构本身。比如，在前智者时代的古希腊人精神世界中，神圣秩序、法、自由的内在关联链条就是不证自明的，既无须接受来自经验世界的检验，也不存在展开逻辑自洽反思的空间。 然而，如果人类对于政治的理性认识止步于这一阶段，那么这种所谓的理性认知将无非意味着用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来包装—论证现实政治，而不可能产生任何反思性与超越性的维度。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从智者学派开始，古典时代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探讨政治世界中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于是，人类对于政治的理性认识便迎来了第二次飞跃，即从粗糙地解释现存的经验世界到寻求形而上学的普遍性道德原则的飞跃。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政治哲学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主要关心开始由直接地从经验世界中确证和提炼应然状态，转向在价值论争和逻辑演绎中构建应然目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治哲学并非提供任何一种政治行为规范，而是要构造和确证某种正当的或对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② 也正因如此，在这一理性认知阶段，应然的主题完全压倒了实然的主题，绝对、普遍的体系与相对、例外的世界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和张力。为了满足前者的需要，对于政治认知的有限性与可控性在非神学的领域内就不得不让位于泛价值化的目标。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些源自经验世界的认知主题却往往以价值评判作结。比如，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概念的提炼和比较分析无疑是基于对古希腊部分城邦经验世界的认知的，但其政体理论的要旨，却不在于为人们认识不同政体形成与衰亡的原因、实际的运转机理和变迁提供可能与动因，而在于用一个逻辑自洽的政体循环学说和公益与否—统治者多寡的坐标系，来阐发其对于良好政体的理想预期。其实，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程中，这种把因果关系的结论建立在前置于经验分析的逻辑建构基础上的现象绝非罕见。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天人感应说中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③ 客观地说，在这一阶段中，政治哲学以此种形态出现，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反映出人类理性思维在幼年状态中所面临的寻求确定的焦虑；也确实部分解决了人们超越所在时空局限来理性认知政治世界的问题。只不过，当这种对于普遍性和价值目标的诉求超过了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间可控的张力空间时，绝对的体系就会开始大大挤压“例外世界”的合理存在空间，而政治哲学的神学化也将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从政治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来看，政治哲学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是对于政治同质化要求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东西方社会的政治哲学—神学体系中，例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道德与价值方面的原罪，因而也就成为普遍性法则需要排除的对象。于是，在政治哲学的逻辑世界中，“在意味着信念或感情的任何意义上，哲学往往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唯一的宗教”。④而在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现实世界中，对于“异端”的清除本身也构成了哲学纯粹化的一种具现，区别之处在于，无非是界定“异端”的理由是其违背了上帝确定的神圣法则，还是有悖仁与礼的纲常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