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6)01—0028—03 纵观国内学者全球化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成果，可以发现，在全球化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在思想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进程看，我国学者对全球化、特别是全球性问题研究起步较晚，属于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后发国家。西方学者对现代化道路的重新审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引发了对全球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促成了人类“全球意识”的觉醒和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西方学者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的《沙乡的沉思》、《生存之路》(1949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5年）等。1961年，韦氏词典收入了global（全球的）一词，并注明是“环境术语”，部分地揭示了全球化的本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达到高潮，而我国学界对此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则在90年代才起步，迄今成果寥寥。与西方全球化理论和思潮源起于对全球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不同，我国学者对全球化理论研究一开始就具有全面性，其起点较高，这是好事，但也存在着对全球化基础性理论——全球性问题研究重视不够、认识不深的现象，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学者对全球化问题的事实判断和学理证明，而多于价值判断、情感表达或政治性取向。研究成果和趋向表明，西方全球化理论和思潮正是源起于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反思、觉醒以及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深化、升华。从单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走向人类整体性的全球化建设运动，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笔者注意到，大凡对全球性问题有所研究的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要全面、深刻得多，而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不够，严重影响了我国学者的全球化认知水平和理论创新能力。所以，我们要积极利用全球化时代文化资源共享的便利条件，充分重视和大力借鉴外来全球化基础性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深化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夯实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后发优势，做到后来者居上。 （二）从研究状况看，我国学者受西方全球化理论观点和学派主张影响过深、过大，对西方全球化理论成果缺乏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把握。无论是历史学派、现象学派，还是未来学派，也不管是全球化的极端主义论者，还是全球化的变革论者、怀疑论者，西方全球化理论讲究实证性、逻辑性和严密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深刻性、合理性和可信性。国外全球化理论的多样性、复杂性乃至矛盾性为我们深化对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和借鉴。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全球化理论中也不乏、甚至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的陷阱和话语霸权，如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是纯客观的自然演进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就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实现、是一个神话抑或陷阱等，其片面性、主观性、“不彻底性”也是客观存在和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往往会成为外来全球化理论观点的“传声筒”，或者是对国外全球化理论观点的搬运、罗列和改头换面。 （三）从思维方式看，我国学者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习惯于运用传统的“中—西”范式、简单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和静态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思考全球化[1]。如我们常见的，全球化具有两重性、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等，就是理解全球化最为典型的两分法思维方式。其实，全球化理论研究首要的是要确立起与“全球性”相适应的运思方式。从词源学考察，“全球化”（globalization）源于“全球的、全球性的”（globe）一词；“化”，是指动态的“过程”。既然是全球的、整体性的，全球化就是建立在“全球性”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和全球国家的共性化和整体性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2]，是一个涵括全球性组织、区域性组织、跨国组织、民族——国家、个人及群体组织、无形组织等多要素、多层次的紧密关联、整体互动、有序演进和多模型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内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影响、作用于其他因素。这时，如果我们仍习惯于把任何事物都看成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可能就显得不够、失之于片面。用哲学术语说，在全球化时代，思考问题不只是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问题，而是要一分为三、为多，合多为一，要有普遍联系、辩证发展、矛盾运动或系统性、多维性、过程性、整体性的思维观念。 （四）从研究方法看，我国学者大多注重应然性研究和价值判断，而疏于“应然”与“实然”、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有机统一。做学问的方式方法，中国传统的说法是要“实事求是”，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要处理好“实然”与“应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程光泉先生说得深刻：“对全球化，人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也就有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见仁见智，本不足奇。但人们在对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不是进行事实分析，而是急于作价值判断，这本身也是不严肃的。”[3] 我国学者曾经热衷的，诸如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是陷阱、悖论还是福音、神话，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等此类“似是而非”的问题，正是基于对全球化的“实然”的不正确判断之上的。这其中既有我们对全球化基础性理论研究不足、受西方全球化理论学派思想影响较深等原因，也有某些理论命题提出失当误导之故，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运思方式和所应用的研究方法问题。所以，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要着力改变“经院式”学风，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实然”中求证“应然”，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在“实事”中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