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2-0241-09 1987年耶鲁大学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其《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1](前言，第42页)他分析的视角是以军事、经济等可见的实力竞争为主，认为美国在与苏联的大国争霸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竞争中因为巨大的国防开支而必然衰败。为了“反驳当时流行一时的美国衰败论”，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发表《谁与争锋》(1989年撰写)①一书，“明确指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个层面上，即在‘软力量’上也无人与之匹敌。”[2](中文版序言)这样，奈首次提出了“soft power”一词，即“软力量”或“软实力”②。奈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冷战时期的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即在国家间的以军事、经济、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竞争之外，寻找比硬实力更高层次的、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与路径。此后，软实力成为一个频繁用于多个领域的名词。传入我国以后，软实力成为研究热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概念阐释、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但是，对奈的软实力观点的不同视角的解读，以及概念的国际流动而产生的国别语境的变化，导致了研究者们各抒己见。本文拟在对一些观点述评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观点，以期对软实力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软实力的概念分析 (一)软实力提出的背景 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分析国际重要问题的新概念的出现总是与其时代背景相关。小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既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也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他提出这个概念时正是冷战的最后对决与西方阵营取得初步竞争成果的1990年——此前的一年是东欧社会主义板块的剧变，此后的一年是苏联的解体，即标志着冷战告一段落。由此看来，奈提出这个概念，一是源于美苏两国竞争的反思。在西方看来，软实力的竞争“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美国的硬实力过于强大，而是美国软实力起了主导作用，并最终主导了东欧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3](第25-26页)。二是源于对“美国衰败论”的驳斥。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说明美国文化同化力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从而强调美国不仅在硬实力方面拥有优势，在软实力方面也拥有优势，最终在全世界确立其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4](第2-3页)。因此，奈主要是基于当时美苏竞争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把软实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视为一种战略思维工具。事实上，强调美国对苏联的竞争除了硬实力拼比之外，还需要软实力这一武器并非奈的首创，而是滥觞于1946年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其长达5000字的电报提出要增加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遏制而减少军事斗争，道出了美国将在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加强对苏联渗透的意图。奈对凯南钦佩有加，而且奈的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政治经历，使得其软实力理念直接与国际关系相关。奈在其后的著作中，表达了“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的观点[5](第9页)。因此，在奈那里，国家软实力主要还是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与工具。 奈提出的软实力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概念，与其他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一样，也有非常典型的美国特色，是典型的“美国”货[6](第38页)。但是，当初奈主要用于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在其后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进入国内问题研究领域。在中国尤其如此。概念应用范围的变化，也就意味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加上其他因素，使得我国学者对软实力一词的解释各异，同时也给我们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二)软实力定义的分歧 奈说：“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我称之为软实力。它强调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5](第9页)但奈是根据美国的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意图来剖析软实力的，在基本概念界定上存在颇多模糊[7](第19页)。因此，其他研究者基本上是根据奈的观点加上自己的领会来定义软实力的概念。刘绛华认为国家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实力中不同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的那些能力，如价值观念、文化特色、诚信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制定规则的能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等[3](第27页)。而美国学者吴旭则认为，理解这个概念的第一个要领是，“软实力”只有在相互比较中(包括横向的跨国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发展比较)才能存在并有意义；第二个要领是，“软实力”只有在具体事件的操作和处理中才能够体现和界定。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关运作和危机处理实务，恰恰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和参照系[8](第10版)。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不具备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唯一性，因而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很难精准定义，往往予以宽泛的解释或约定俗成。另外，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随着国际流动，其解释往往带有研究者本国的思维定势，受本国语境的限约，从而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现差异性。因此，要给软实力一个明确的、广为接受的概念定义是很困难的。这样，大多数研究者要么避开其定义解释，要么采取一种“否定+列举”的方法，即认为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再列举其外延的主要部分，来解释软实力概念。因此，在理解软实力这个概念时，我们目前也只有通过分析其外延(构成要素)来诠释其内涵。 (三)软实力构成的要素 2004年，奈在其论文《软实力再思考》中指出，软实力“不仅是影响力和说服力，它更是一种吸引力，吸引力常常导致默认”。在奈那里，软实力是一个要素集，包括影响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其核心要素是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基于对奈的观点的理解，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软实力构成要素观。在2007年“国家软实力构建与中国公共关系发展高层论坛”上，与会代表认为，软实力包括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以及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软实力对内表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民族文化、外交方针等方面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9](第3页)。其中，王国庆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最具渗透力。程天权认为，软实力所指的东西，是指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的心态、国民的形象、民族精神和来自文化传统持久的一种对国民的影响感、凝聚力，也包括文化产品，比如说出版物、报纸、电影、电视事业、语言等这些东西的影响③。由此可见，随着软实力概念的国际流动，研究者们开始增添许多国内要素来分析国内软实力问题。要素宽泛化也就意味着研究者们获得一致性的可能性在缩小，为确立软实力的核心和寻找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路径选择设置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