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影响因素的整合与冲突导致了地缘政治版图的非预期变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于近年来遭遇重大挫折，沉浮已久的欧洲激进右翼政党在欧洲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获取了可观的政治资本，它们在各国政坛中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破坏力极大，打破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折中主义政治生态的稳定结构，深刻影响了欧洲政党格局与区域整合预期。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借助“抗议性投票”理论框架对类似政治思潮进行研究，但新形势下传统的分析视角越发难以解释上述政党的崛起原因。本文通过引入社会动因的视角对“抗议性投票”理论的解释效度予以完善，进而对激进右翼政治思潮的表现形式和潜在动因进行初步分析。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将激进右翼思潮推至高峰时，我们迫切需要一种适时而实用的理论对该政党联盟的实力与前景形成清晰的判断。 一 抗议性投票理论概述及评价 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使得激进右翼(populist-right)现象再次成为学界热点，秉持疑欧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价值观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非传统右翼政党在沉寂许久后发挥出色，尤其是英国独立党(UKIP)、法国国民阵线(FN)和丹麦人民党(DPP)成为本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随后这些政党在本国大选中延续了良好的政治动能，它们在事实上形成政治联盟几乎颠覆了欧洲的既有政党格局。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英国独立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该党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重要智囊又深刻影响了美国大选的进程，由此激进右翼思潮达致新的高峰，全球一体化进程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且政策理念互为启发，探究其崛起的原因便显得尤为重要，有利于在政治常态偏离与周期性变迁之间做出分界。“抗议性投票”理论长期以来是西方学界解释类似政治现象的主流理论。 (一)“抗议性投票”理论及其衍化模型 “抗议性投票”(protest voting)实际上是对各类近似观点流派的统合，长期以来用以分析激进右翼及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崛起原因。二战结束以来学术界对于非传统政党的探讨越发普遍，该理论经历了传统“二分法”向修正型多元化模式的嬗变。① 1.选民与政党：“二分法” “二分法”大致遵循两种互为补益的逻辑：一方面，在实用型、理想化、从众型和抗议性投票的分类中，选民若投给边缘政党或弃票就可界定为抗议性投票，这种行为表达充满情绪化而无合理性，他们并不关注此类政党的具体政见主张；另一方面，这些政党由于议题单一化、充满民族主义情绪、反建制现状并且执政机会渺茫，因此其本身也是抗议性政党。②然而，这种方法由于将复杂纠葛的政治行为进行还原主义解读、存在逻辑因果倒置的缺陷、缺乏长远视角的论证，因而逐渐受到批判。 2.衍化理论模型 由于政治现实和社会变迁的剧烈发展，学者们放弃“二分法”视角转而承认选民行为与边缘型政党的纲领政策存在某种相关性，以下三种衍化模型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极大延长了“抗议性投票”理论的生命周期。 运动型政党。基茨凯尔特作为这一流派的代表性学者，试图超越“左—右”的传统政治认同鸿沟，寄望于一种范式可以同时解释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生命周期和内在结构。这一派的诸多研究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这些政党经验不足、政策杂糅、形象负面，但不同国家的选民却选择相似。③高奇琦认为，基氏意在将传统的“左”与“右”重新界定为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制衡，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两种理念指导下的政党在反建制、体制外动员、非常规组织建设、成员分工不明、意识形态极端性等方面的相似性颇多。④运动型政党说又可以继续分为四个分理论：社会学习论、信息不对称说、进入门槛理论和政党竞争的空间模式。 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派学者认为激进右翼政党之所以崛起，缘于主流大党根据形势变化主动调整了政策纲领与发展战略，各国的选举制度也可能有利于边缘小党形成突破。譬如，祸起叙利亚内战的欧洲难民潮已然失控，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不被大众接受，西欧各主流政党的领袖们都许诺在不违背欧盟条约的前提下控制移民数量，中左如科尔宾和奥朗德，中右如特丽莎·梅与默克尔。马什对“二级选举”说进行了修正，他认为欧洲议会选举和国内大选的相关性强弱取决于该党所在国的政体，这也解释了英国独立党无法突破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国民阵线难以逾越两轮决胜制的原因。 “选举市场”模型。“理性选择”流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大行其道，也影响到了政治选举的研究，“供给”与“需求”因素的相互博弈可以较好解释选举中的各种行为。邓利维、法瑞尔与罗斯等人希望通过“供应—需求”的互动逻辑来阐释政党在选举制度下的合纵连横与激烈竞争，而这个场域受到法律约束并且不断地完成自我更新。⑤概言之，供给因素包括逐渐衰落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混合之后的政策主张、选举市场中开放性的政治空间环境。需求因素则主要指催生社会消极情绪的客观条件，包括阶层之间的对立状态、后工业社会价值观的迷惘以及政府施政效果不佳等。⑥ (二)理论如何完善? 一个理论是否具有较高的解释效度，体现在能否对剧烈变迁的政治现实进行恰如其分的回应。衍生的各种理论模型在某种程度上都承认了选民行为具有合理性，但对于相关政党的性质，仍然定义其为抗议性和边缘化政党。这里隐含了一种假设，即选民的投票行为只是在回应执政党的政策推行不力，下一场选举时选票就会自动回流大党。依布卢格的研究，他指出选民对激进右翼的支持动机与其他政党并无二致，将二者剥离开来进行独立分析是逻辑上的疏失，因此衍生模型仍然存在解释力的偏差。政治社会学强调，当出现显著而逆转的社会变迁时，政党力量会随之出现具有决定意义的趋势性变化。换言之，政治现象受到社会动力的诱发，表现在社会群体的互动或冲突，此即社会动因(social dynamics)。相较于制度、政策、意识形态和政党属性等政治学常见术语，社会学中的态度、心理、选择倾向、阶层、身份认同等指标更接近于社会动因的概念界定。因此笔者将结合相关政党案例，探究激进右翼崛起的社会动因，以期判断政治思潮的长期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