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7)01-0126-06 一、政治文化如何变化?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那些必然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且不易改变的有关政治生活的习惯，即经由“社会化”这一遗传机制而形成的一整套政治态度、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观念等，它常常被视作维系政治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和政治变化的对立面。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曾详述过“渐进社会化”(cumulative socialization)的内涵，认为人们的早期学习对后期学习起到了“滤纸”般的作用，早期习得的东西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内心且不易改变，它有助于人们将各式各样的学习片段整合成一个更宏观的连贯模式，从而形成稳定的文化倾向(Eckstein，1988：790-791)。也正因为文化承载了许多惯性的东西，艾克斯坦认为难以迅速转变人们的文化倾向(Eckstein，1988：796)。政治文化的稳定性主要表现为一定的共同体人群的共享性、延续性和继承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稳定性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变动而言，常常用于解释不同共同体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变动的差异性，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然而，若要解释一国(或共同体)政治变化的话，这种强调社会化和惯性的传统政治文化理论恐怕难当此任。但英格尔哈特指出，若非通过文化，人们是如何认知到自身的利益与偏好的，尤其是在面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时(Inglehart，1988：1229)? 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②的文化模式理论似乎能够提供一条可行的分析路径。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他基本沿袭了阿尔蒙德的研究传统，关注人们的政治偏好。沿着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网格—团体”(grid-group)③类型学的研究轨迹，维尔达夫斯基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文化偏好、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机制，概括出五种基本的文化模式，即等级主义(高团体、高网格)、平等主义(高团体、低网格)、个人主义(低团体、低网格)、宿命论(低团体、高网格)和隐士的生活方式④(或自主的生活方式)，形成其文化模式理论，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代表。文化模式理论为政治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解释框架，摒弃了等级制与个人主义的“两分法”以及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研究取向，为理解政治文化的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维尔达夫斯基尝试打破前辈学者关注政治文化静态层面的局限，挖掘出政治文化的动态机制。在政治文化解释力方面，他反对将文化与变化对立起来，认为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地一代接一代往下流传，而是随着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变动。文化模式理论批判“静态文化观”，试图阐明政治观念体系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致力于将文化与变化统一起来。维尔达夫斯基不仅关注早期学习对于塑造公民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还更加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即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文化模式理论在解释政治文化变化方面遵循特定的模式与规律，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惊变”与文化重组：政治文化变化的主要路径 既然政治文化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静态物，那么，政治文化的稳定性也不再是一种终极的、没有任何活力的状态。如维尔达夫斯基所言，稳定性也需要不断注入活力，各种变化或运动也只是为了保持各种生活方式原来所处的社会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变化是稳定性的“永久伴随物”(Thompson，Ellis &Wildavsky，1990：66)。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变化的理论，它验证了变化对于维系文化模式的稳定性而言不可或缺。从该理论出发，可以找到政治文化变化的两条常见路径。 (一)惊变 与强调“社会化”和早期学习的文化理论不同，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强调终生的学习过程。道格拉斯曾经指出，社会化不仅出现在孩童时代，而且还贯穿整个人生，她还特别强调说，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孩童时代养成的习惯与民族性格的形成密切相关，这显然低估了“人类的适应能力”，该理论视角“在面对变化时表现得无能为力”(Douglas，1982：185)。文化模式理论坚持认为，人类并非带着一系列偏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其偏好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是制度背景和社会关系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通过将社会关系和制度背景融合到文化之中，便可预见并理解政治文化的变化。 维尔达夫斯基强调政治文化与实践经验密不可分，认为文化如同一层“滤纸”，通过这层滤纸人们便可感知整个经验世界，同时社会实践经验又反过来塑造着人们的政治文化偏好。正是经由文化偏好与社会经验这种相互作用，人们将自身归为五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个人主义、等级主义、平等主义、宿命论和隐士的生活方式，且每种文化类型均持有与自身文化偏好相符的自然观、人性观及政治价值观。有些文化类型在观念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某种文化模式所谓的理性行为，在其他文化模式看来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在自然观上，个人主义者坚信自然是仁慈的(Nature Benign)，认为自然非常宽容，不管人们对自然界施加何种外力，也不会带来严重后果。与之截然相反，平等主义者持有自然短暂说(Nature Ephemeral)，坚称自然十分苛刻，哪怕极小的举动也可能使自然界遭受致命破坏。等级主义者比较中庸，信奉自然刚愎/宽容说(Nature Perverse/Tolerant)，认为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宽容的，可以容许人类在一定程度上的开发利用，但一旦过度使用，便会带来巨大灾难。宿命论者坚持自然多变说(Nature Capricious)，断定外在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反应是随机的，认为生活总是如同买彩票一般，给人们提供资源的往往是运气而不是个人努力。隐士们笃信自然弹性说(Nature Resilient)，批判其他文化模式只是抓住了自然的部分属性，认为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因而采取避而远之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