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12～0055～07 虽然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但学者对其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史实和一般脉络还缺乏充分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学研究领域还是政治学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①因此，从源头上重新梳理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历程，无论是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还是对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伯伦知理与“国家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关注国家的学问，“政治学是各种各样的国家以及社会为了弄清直接面对着的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诸课题，并把提示出的解决方法和策略作为自己的任务的科学”，“政治学的作用是以同社会对话为开始，并以同社会对话为结束的”②。但是，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最初阶段，社会知识群体是否对政治学也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说，当时的政治学研究者是否对政治学也有这样清晰的学科价值定位? 梁启超曾把翻译西书的重要性提升到实现中国自强之路第一步的高度，“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③。而事实上，梁启超的确是西方政治学著述在中国译介传播的先行者。1899年4月10日，《清议报》第11期开始刊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著，这可以看作是具有学科意义的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但是，目前学界关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起点的界定，大多都采用王一程先生的说法，即“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④，但这一说法并非确凿有据。在目前国内学界出版使用的大部分政治学教材中，也基本采用了“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这一说法，但均未指出这一论断的出处。⑤与此同时笔者关注到智效民先生的一个说法：“赵先生还说：既然要开政治学课，就需要政治学教材。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的讲演录(翻译本)，出版时间大约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⑥。引文中所说的“赵先生”即是我国政治学界的泰斗，北京大学的赵宝煦先生。此外笔者还发现，赵宝煦先生曾在自己的回忆性文章中这样叙述过：“1898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⑦事实上，也只有智效民先生明确指出了这种说法的确切来源，因而笔者大胆推测，上述学者所引用“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的说法，可能来自于赵宝煦先生的个人回忆，或者说极有可能是部分学者与赵宝煦先生交流后采信了赵先生的说法，因而有了目前学界的这一基本界定。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笔者已有的考证，尚未发现1898年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也没有发现相关的抄本和讲演录，因而笔者依旧把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界定为目前可以考证清楚的基本史实⑧，即：从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西方政治学通过日本作为中介载体逐步传入中国。 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学术体系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分析国家沿革的历史，从政教分离的视角阐释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第二，提出“神道政治”的概念，对亚里士多德国体、政体的分类标准进行补充；第三，强调国家“有机体”学说，对卢梭的政治理论加以批驳。需要指出的是，伯伦知理所构建的“国家学”学术体系模式，在后来影响了众多东方国家的政治学学者，这其中也包括日本学者高田早苗。⑨ 伯伦知理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首先是从宗教与政权分离的角度展开的：“以学理释国家之意义，实自希腊人始也。昔时东方诸国之惑于宗教者多矣……迷溺宗教，牢不可破”⑩。“该教(指基督教——引者注)之兴也，原非藉王公之力，其主权又非受之于国家，不过托渺不可知之所谓天神者，以立宗旨。故自罗马国中有此教，而政教遂分为两途”(11)。伯伦知理关于国体、政体类型划分的理论来源则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国体，有名异而实相类者，有名同而实相反者，今一据希腊人之原则，唯就主宰官，以判别其国体而已”。“今欲审说政体之名实异同，不可不先敷衍且弥缝亚利斯土路(即亚里士多德——引者注)之分别论”(12)。于是，伯伦知理将国体、政体分别划分为三类：“古代希腊人别政体为三种，学者至今皆依据焉……曰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合众政治。又别其变体，曰暴主政治、权门政治、乱民政治”。“盖主权者，能自制私欲，以谋公利，则目其政治曰正体，反之曰变体”。(13)值得注意的是，“政体”与“正体”并不是同一种说法的不同表述，而是存在一种包含关系，即“政体”包含“正体”与“变体”这两种类型，而与“政体”相对应的则是“国体”。当然，或许是由于译者的疏漏，该书中存在将“政体”与“正体”混用的现象。 伯伦知理并没有全然接受亚里士多德对于国体、政体的划分理论，而是提出了“神道政治”的概念：“虽然古来别政体为三种者，未可谓至矣尽矣。盖三种外，更加神道政治一种，则始备矣……神道政治，以天神若人鬼为国之真主。故其根本既与自余政体不同”(14)。虽然有学人认为神道政治并没有脱离亚里士多德对于国体、政体的划分体系，但伯伦知理仍旧认为神道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异样”政体，可以与其他三种政体产生不同的结合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伯伦知理对于神道政治这种特殊政体形式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方今国民，苟以文明自许者，莫不以神道政治为诈术诡道，凡政略含此臭味者，一切排斥，以为鄙陋有害”(15)。那么，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当时各国实际采用的政体到底是何种类型呢?伯伦知理直接抛出了自己的结论：现存的政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多行于欧洲的代议君主制，另一类则是多行于美洲的代议共和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