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9)02-0108-05 政治史研究需要认真反思，这恐怕早已是学界的共识。反思不仅是归纳以往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为今后研究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思路。笔者不揣浅陋，以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就教于大家。 一、重提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努力：从社会史到政治史 本文先从政治史地位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谈起。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引进了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诠释框架，它将人们的研究领域从作为上层的国家，引向了以往被忽视的基层社会，从而让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新鲜感”，各家研究纷纷转向。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直接推动了基层社会史研究“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1](52)，逐步占据了“显学”的交椅。然而，由于发展不平衡，随着研究范式向“微观叙事”(姑且以此称谓区别于“宏大叙事”)转型，人们过分偏重“社会”的同时，却忽视了主导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等实政性问题的研究被淡化。继以往“革命叙事”、“宏大叙事”所走极端之后，史学研究大有走向另一极端之势。这种趋势对政治史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作为传统研究重点的政治史不仅退居社会史之后，甚至走向被人遗忘的边缘①。 不可否认，造成政治史研究衰落的关键在于自身原因。长期单一的研究套路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无法给人们展示出更为鲜活的历史画面，特别是在人们试图绕开“帝王将相”的历史，日益关注大众历史之时，以往政治史研究内容及方法捉襟见肘。正如赵世瑜所批“事件史”(即重大政治事件)和“制度史”软肋时指出的：处理其他相关问题，特别是其社会情境和实践层面问题软弱无力从而限制了在对深层次问题的解释力[2]。而“微观叙事”则有利于转换思维方式，打破传统“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模式的束缚，将“帝王将相”的历史变为“人民群众”鲜活的历史，其不同的方法与取向使人耳目一新。 尽管如此，有一条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家与政府的作用是任何历史实体所无法取代的，特别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尤其如此。政府政策的出台直接或间接影响、改造着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并对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至深且远的影响。正因此，在我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平民百姓，抑或是皇帝、官僚，“大政府”的观念历来根深蒂固，人们始终怀着“由一个强有力的好的政府出面包揽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期望”[3]。可以说，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即是国家政治在不同维度的延伸或扩展。因此，政治史研究不仅不能被弱化，反而应该大力加强。这一点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 面对政治史式微的局面，杨念群发表《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表示了“同情”。文章指出：“此文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4]显然，杨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思政治史研究中“革命叙事”和“制度史”的弊端，而为政治史开出一剂药方。然而，此方明显存在缺陷，即其并非以政治史研究自身的升华为根本，更多强调了汲取政治史之外有关内容，主要是社会史的“营养”，使得政治史的主帅地位并未因此得到相应突出。 正基于此，赵世瑜对其亦直接表示异议，他认为杨念群重提政治史，是在“试图关注近代政治的强烈渗透性对中国民众生活的意味何在。在我看来，这种问题意识与其说是政治史的，不如说是社会史的，至少，它体现了被社会史取向改造了的政治史。”他提出，问题关键在于社会史如何“介入政治”。赵世瑜借鉴了法国年鉴派第三代学者勒高夫对政治史地位评价的经典话语——“在从解剖学时代走到原子能时代以后，政治史不再是史学的支柱，而是史学的核心”，以此作为社会史“介入政治”的基本理论依据，指出“社会史并不因‘政治’在近代以后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力量而需要对它特别关注，它始终应该成为社会史力图说明和解释的对象，关键在于这说明和解释如何超越传统的政治史。”同时，他以孔飞力的《叫魂》为例，举证了社会史“介入政治”的具体方法，就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地位进行了界定：“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1](62-65)。这一点如从“搞活”政治史研究角度加以审视，与前引邓小南所述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对政治史核心地位不同程度的强调，在当前人们对社会史趋之若鹜之时是难能可贵的。以上论断，亦成为学界部分学者意识到研究的非正常倾向，并尝试作出部分纠正的体现。遗憾的是，杨念群提出的关注近代以后政治对民众生活渗透的建议，其初衷不无道理，但如赵世瑜所评，他所重提的“政治史”乃是社会史改造的政治史，仍不出社会史的势力范围。而赵世瑜的“介入”法，尽管亦有合理之处，如全面分析，充其量也只是为研究政治史提供了一种路径或角度，因为“介入”一词本身就带有一种方向性意义。我们可以同样方式，从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等领域“介入政治”。赵世瑜等对此还有更明确地表露：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5]。由于其研究基础在社会史，以基层社会的视角透视政治史内容，这对政治史无疑是一种推动，但是就根本而言，仍走了政治史的外围，只提供了从外部窥视“政治”的角度，并未深入到政治及政治事件的内部；只提供了认识政治史内容的条件和手段，并未将政治史探讨的“政治”的真正内涵和灵魂阐发出来，充其量是从政策、事件等政治问题的反响层面作出了一定诠释，究竟国家政治运作呈何态势仍不得而知。一言以蔽之，他们仍未逃脱社会史的“掌控”，并未找到政治史的“核心”地位到底应该如何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