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20世纪中后期列奥·施特劳斯和罗尔斯两位美国政治哲学家的鼎力，政治哲学重新赢得它在古代雅典和近代伦敦、巴黎、柯尼斯堡等地曾经拥有的显赫地位，并于20世纪晚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风潮仿佛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中国哲学论坛，且似乎显示出日渐兴盛的景象。然而，学术景象并不必然蕴含着相应的理论气象。政治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还处在开放未定的前学术状态。比如，有专论政治哲学的文章开篇即申言，任何试图定义政治哲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①这的确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哲学尴尬：如果连何谓“政治哲学”都不敢界定或无从解答，如何开始讨论政治哲学及其基本问题呢？“不知为何”意味着只能且必须保持沉默，最多也只能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沉默”，②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哲学，而后才可以讨论如何理解或解释政治哲学及其相关主题。无法定义或界定的感叹或许是一种学术现实，但这正说明，基本的学科界定之于学科研究本身的绝对前提性要求。正视并尝试回应这一前提性要求，乃是本文努力承诺的工作。 政治的中心主题是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正当治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没有哪一个生活领域比政治生活更为严肃，更令人关切。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政治关乎城邦大事之大善，其微观可至官僚领袖及其权力操作、公民及其政治参与，以及公民政治美德情操；其宏观则含括国家根本制度、政府行政、国家立法、司法乃至国际政治关系。政治严肃性的典型情形可见诸国家内部法治、内战，外部国际秩序和国际战争等纷繁复杂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面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政治学或政治理论之研究已然非常不易，甚至常常疲于政治事务料理和政治问题决策之类而难以应付，若将之纳入哲学研究，甚或试图建构某种类型的政治哲学或政治形而上学，其难度显然较政治学或政治理论有过之而无不及。易言之，政治哲学是一门极为严肃且艰难的学问。如果说，哲学是一种“爱智”游戏，那么，政治哲学则是一种严肃复严厉的“爱智”冒险。有趣的是，人类不仅具有乐于冒险的天性，甚至借此天性而得以超拔于其他生物之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类生来就是一种“政治动物”。③职是之故，我们可以说，政治哲学之必然亦缘于人类及其社会生活之“自然”(本性)。 一、何谓政治哲学 如同任何一门学科或知识体系一样，面对政治哲学这门学问，需要首先明确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提出并回答“何谓政治哲学”，并非仅仅是一个概念定义及其解释问题。它至少涉及三个相关议题：其一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身份)定位问题，即政治哲学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还是一门具有多学科交叉特性的学科？其二，如何界定政治哲学较为合理？易言之，政治哲学的知识合法性何在？其三，若前两个问题可以解答，那么，还必须回答两个直接相关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本问题如何？可见，学科概念问题远比单纯的理论概念复杂，人们的常识直观常常使得许多学科或理论概念看似一目了然，实则多存暧昧纠结，难以经受严格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推理。 在汉语文献中，先秦诸子最初分别使用过“政”“治”二字。“政”者，多指国家政权、权力、政治秩序和国家(社稷)法令之类；“治”者，则具体指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官僚的权力运作或社会管治，诸如原始儒家的所谓“为政以德”“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等论断。《尚书·毕命》最早出现“政治”一词，并形成较为清晰的概念内涵，其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表达的正是“政治”内涵的基本意义，这就是依据某种确定的政治之“道”，来行使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治理，以维护和增进民众的福祉。显然，“道洽”或者“洽”“道”是为政治之本，而政治之“道”端在“泽润生民”。人民及其福祉才是政治的根本目的或终极目的。 在西方文献中，“政治”(古希腊语“πολι”)一词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其本意是指“城邦”(“Polis”，音译“波里”)。因为早期古希腊雅典人选择在山顶建城，最早称为“卫城”亦即“阿克罗波里”，简称“波里”。“波里”是雅典人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其范围包括卫城及周边的广大地域，以当时作为雅典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场域的雅典卫城为中心，构成“城邦—国家”(city-state)，所谓政治(Politics)即国家(Polis)的说法也由此而来。至雅典城邦“极盛时期”(亦即古希腊中期或古希腊“内部极盛时期”)，被马克思赞誉也被西方学界公认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亚里士多德，在首次对诸多学问和知识进行分门别类时，将有关“城邦—国家”治理的学问定义为“城邦(国家)之学”(“Politika”，英文“Politics”)，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学”。它与聚焦于家庭事务管理的“家政学”(“Economika”，英文“Economics”，即现在的“经济学”)、专注于个人自我美德完善的“伦理学”(“Ethika”，英文“Ethics”，即现在的“伦理学”)等专门化学科相对应，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最为重要的——相对于以家庭经济事务和个人美德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而言的——人类社会科学之一。 将政治学归属于今天的“社会科学”范畴是合理的。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公共治理，即使是有关“治者”即官僚个体的主体资质——政治、道德、文化等内在能力资质——的研究，在政治学的范畴内也偏重于这些主体资质的外在客观化表现和公共实践，最终必须诉诸公共客观的社会评价标准和社会选择标准。然而，一旦进入哲学视野，包括上述主体资质在内的所有政治元素及其意义解释，都需要被抽象化为哲学的概念、理论和原则(原理)，其学科特性就难以限定于社会科学范畴而不得不归于哲学范畴了。正是在此意义上，在进入政治哲学的知识世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前置性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即政治如何进入哲学？让我们在清晰界定和梳理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之后，再来回答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