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又称社会脆弱群体或社会弱者群体，是指在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底层群体的总称。①西方学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由来已久，但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社会学强调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政策保障、法理学重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及其司法保障等学科的研究视阈不同，政治人类学侧重关注弱势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及应对策略。它将目光投向底层民众及对其政治权力的关怀，这与政治人类学重视原始社会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中非正式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种研究固然有别于传统政治学强调政党、体制、领袖人物和运动的正式政治制度研究。 政治人类学关注弱势群体的研究，其主要学术和社会背景是，一方面，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和霍普金斯(T.Hopkins)等人的世界体系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人类学者受其启发，认识到他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意识到殖民者政治和话语霸权的存在，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另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影响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政治人类学集中研究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社会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同质性减弱，而异质性增强，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更加恶化。②在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下，政治人类学将工人、农民、妇女、城市贫民以及其他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探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加剧他们的生存状况恶化的，他们又是如何利用各种传统文化资源如语言、宗教、艺术等，来对抗国家的权威和帝国主义外来势力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权力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论题。 一、文化、权力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政治人类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除了受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享誉世界史坛的汤普森(E.P.Thompson)也功不可没。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E.Hobsbawm)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他对人类学也充满了兴趣。汤普森重视社会底层的民众及其文化，强调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研究底层民众的历史，对其后的政治人类学者产生了直接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汤普森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该书中，汤普森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细致地刻画了1780年到1832年间英国产业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末开始，费边社和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成长这段艰辛的历史却长期被遗忘。在马克思的历史观影响下，汤普森想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正视工人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③ 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流动和变化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既定的“东西”。阶级的“存在”与阶级“觉悟”是同一的，不可能只有阶级的“存在”，而没有阶级“觉悟”。换言之，“觉悟”是阶级“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汤普森进而提出，只有“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才终于“形成”。 从这个观点出发，汤普森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来自18世纪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又源于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所谓“传统”，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新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其次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第三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第四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而“经历”则包括诸多方面，既有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又有19世纪最初30年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那些反抗剥削、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汤普森并非否定经济因素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充分考虑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是阶级这个硬币的两面，故而着力“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④ 在此后的《辉格党人与猎人》、《共有的习惯》等著作中，汤普森进一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前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大众文化，尤其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的平民文化。他指出，平民文化是民众在具有“反叛性”的抗争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应当把这些抗争活动看做是平民文化利用文化霸权反对文化霸权的范例。虽然平民文化在形式上是保守的、非理性的，但其实质却是劳动人民利用家长制社会的习惯、传统，创造性地应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阶级斗争方式。这种反叛性文化传统在习惯环境中缓慢变化并代代相传，最终发展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一个来源，并在后来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汤普森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平民文化和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启发了政治人类学者对权力、阶级与文化间关系的研究。威廉斯(R.Williams)和他的同事们特别关注文化间的统治关系，在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文化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⑤威利斯(P.Willis)则通过集中研究工人阶级来揭示阶级文化是如何被再生产的。在《学会劳动》这部现实主义的经典民族志中，他通过对一群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的研究，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中产阶级文化，但他们却无法进入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只能在教室以外的空间再生产本阶级的文化。通过再生产本阶级的文化，他们建立起了自身的认同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作为他们对抗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策略。⑥布迪厄(P.Bourdieu)在他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也指出，文化是通过生产机制和具有阶级趣味的教育来分类并得到传播的。⑦这些人因为在权力与阶级关系的研究中特别重视文化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的作用，因而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