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划分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本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最能代表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在政治科学意义上，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来自于比较政治发展的观察，而比较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又能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政治是本国政治，而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则是比较政治；至于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国际政治秩序的本源性关系都在比较政治之中，冷战的结束是因为苏联东欧国内政治的剧变，而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则因为中国的发展而使得自己的权重增加，当然国际秩序无时不在影响国内政治。可以说，比较政治研究是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交集点，比较政治研究的强弱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学学科的状况。然而，相对于中国政治研究和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非常落后，由此也反映了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质量甚至可信度问题。 中国的崛起呼唤比较政治研究。那么，比较政治学研究什么？一般而言，比较政治学由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三大领域构成。我们常说比较政治研究出理论，其实主要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理论。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路径是结构主义(包括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以及文化主义，各个路径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比如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就是结构主义与制度主义的产物；在文化意义上研究政治发展，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到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再到英格尔哈特的公民表达权，是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最耀眼的成就；而理性选择主义则为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解释提供了“能动”的说明，即告诉我们在特定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下，故事的主角是谁，主角是如何行动的。 上述三大路径的共同主题是民主化问题。这样，西方比较政治研究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以地区研究/国别研究为主题的比较政治研究实质是政策研究，即推广民主。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条线索，否则就真的把政治科学当成了“科学”。应该说，民主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主题，也是历史的一个主要趋势。但是，什么形式的民主、实现民主的路径是什么以及实现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是什么、民主在发达国家的国家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顺序，都需要比较历史分析。因此，比较历史分析即使算不上一种替代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结构主义多少具有历史分析的特征，但其解释特定事件的使命决定了，结构主义的重点不是“长程的历史比较”，充其量是特定时段的历史条件的解释。运用比较历史方法，我们既可以明白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位置，也相应地明白发展中国家渴求的民主为什么总是失败，从而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比较历史方法是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方法。今天被称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的东西在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以选举民主的“好制度”为例，英国—美国革命后两个世纪才基本上实现普选权，其政治发展秩序是“革命立国—法治共和—个人自由—经济发展—选举民主”。也就是说，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曰“模式”)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而其政治发展秩序(或曰“过程”)与今日发展中国家很相似。但是，不但西方的政治家，就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似乎也忽视了“过程”，直奔“模式”。这是很多民主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民主不能巩固的根本原因。再以自由贸易的“好政策”为例，西方国家均以重商主义而兴起和强大起来，只有当其强大以后才主张“世界主义”的贸易政策，但却告诉后来者应该实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这种行为被李斯特称为“踢开梯子”，以防后来者效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只有在比较历史中才能更好地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 不仅如此，比较历史方法还可以用来反思既定政治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国的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满着涂尔干所说的“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政治学界、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是怎么来的。比如，提到反映中央—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流行的说法是单—制是一种普遍现象，联邦主义是特殊现象。比较制度变迁(即比较历史)告诉我们，在现代国家建构起点上单一制是普遍的，而现代国家建设中联邦主义化越来越多。再如，说到西方的政党制度，人们往往认为两党制有利于稳定，多党制则易产生不稳定。这只是欧美部分国家的经验，而转型中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的情况则是，多党制带来稳定。又如，谈到民主，人们会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但有民主，还有繁荣、公正等一系列好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根据比较制度变迁研究，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主要靠民主运动而推动，因此“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说法更符合历史。 比较历史研究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国家—社会”关系，西方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根据17—19世纪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建构出的理论体系。然而，中国这一时期、甚至到20世纪的国家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用西方的“药”治中国的“病”总是不那么灵验。按照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王国斌的说法，中国很多学者今天依然在用西方思想家根据特定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解释、甚至来改造中国。显然，比较历史研究能矫正这种简单化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