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发展”专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专门领域。我们试从政治发展的目标与进程两个方面来对现代政治发展理论加以总结。 毫无疑问，当人们论及“政治发展”时，就是在论述某种政治形态的线性演进，是在论述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变迁进程。因此，政治发展研究甫经着手，研究者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发展有目标，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进行认真的探究，我们会发现“政治发展”这一术语的确是已经隐含了目的论(teleology)意义的。正如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阐明的那样，人类政治是一个在自然限制中加以主动选择的过程，各国政府的运作无不是有计划的组织行为。对政治发展研究的不少责难都集中在其目的论本质上，然而很显然，政治发展本身包含了一定的目的并没有错，只是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不能简单地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历史一刀两断，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农业与工业这样一种极为简单的二分法认识各个不同国家的复杂政治情况。此外，在政治发展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以西方化为准绳。其实就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而言，此二者的内涵由同一到交叉、再由交叉到不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毋庸讳言，政治发展的早期目标只能是西方，相关的意识、概念和政策都是来自西方，即如政治发展研究本身，也是由西方而起的；但是，随着传统社会的逐渐转型，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深入，人们会迫问，所有的国家都只能以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为照抄的榜样吗？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尽头就是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吗？此时更多为人所关注的是各国在地理、人口、文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答案自然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就是某些现代要素的实现，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寻求政治发展目标中的核心价值，非西方国家的崭新的政治发展道路出现，未尝不是为世界政治发展多样化所作的贡献。亨廷顿说：“在更晚近些时候，非西方的价值、态度、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种种信仰）已经在众多不同的情形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在历史中的逐渐隐退，随着精英们日益为自己的文化所培养而不是由巴黎、伦敦或纽约来生产，随着社会中不为西方文化所浸淫的大众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主要西方大国的全球影响力继续降低，各种本土文化自然也就在促进自身社会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于是，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第三世界在继续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一场反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的进程中。”[1](P.26-27)但是，现在断言政治发展就是要走一条非西方化或者反西方化的路子，抑或断言政治发展是走一条西方化的路子，都为时过早。因为一方面，种种发展的理念和指标目前都还是来自西方，现代化就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发达的非西方国家几乎都是非西方国家里最为西化的国家；另一方面，现代化显然并不就是照搬西方国家文化和制度各个层面的一切事物。对于政治发展研究而言，政治发展目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我们坚信，支配政治发展的实质性进展的，是存在于政治发展目标中的核心的政治发展理念与观念体系，而不是一个成形的政治发展样板。从学者们在政治发展进程方面所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为什么存在着一套关于政治发展的核心的理念体系，以及大致是一套什么样的理念与观念决定了欧洲国家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比其它国家先行一步。 先看看下面这个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它是对于政治发展的较为典型的表述：“（政治发展是）传统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变迁进程，它经常是同其它现代化进程相联系，导致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分化的政治体系，也导致一个更为明确、更为整合的政治社会。……在对发展这一术语的运用中，出现了一个主要的概念难题。如果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会以某种方式遵循西方民主国家或者欧洲共产主义国家走过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极其荒谬的；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们也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发现，政治发展进程中似乎存在着某些一致的趋势，比如：不断增加的社会与政治复杂性；政治角色与制度的专门化；受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团体的扩展；大众政治化（如以公众政党的方式）；全国性政治问题比地方性政治问题更为突出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社会与经济领域不断加强的相互联系。”[2](P.101-102)上述内容已经为我们揭示了政治发展进程中实质性的因素。虽然具体提法有所差异，但类似的意思已经为阿尔蒙德、亨廷顿、白鲁恂等政治学家表述过。白鲁恂对政治发展的定义显示出政治发展进程的多个方面，颇有启发性。这些方面涉及到经济发展、工业社会的政治形态、民族国家形态、行政与法制的发展、大众动员及参与等等[3]（第30页）。亨廷顿亦将政治发展的进程表述为：(1)权威的理性化；(2)新的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权威的发展；(3)一系列吸纳边缘性的社会组织与阶层以进行政治参与的逐步的过程，并进一步认为此三者正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三个本质规定性，欧洲大陆、英国及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是这三方面不同程度的体现[4]（第87-91页）。不过，对于政治发展最精要的概括莫过于阿尔蒙德了，他从结构一功能主义的角度，认为政治发展无外乎是一个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政治结构的分化[5]（第22-27页）。综合观之，这些政治学家所强调的实质上就是政治职能分化、政治文化世俗化、官僚体系理性化、社会政治化等等诸方面。 可见，在已经出现的主流政治发展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都依据自己的研究范式，将政治发展进程归纳为几个简要的核心理念与观念的展开与实现。虽然这些杰出的政治学者在具体的政治发展理念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自然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是他们都不会反对：政治发展的进程实质就是一个实现政治发展核心观念与理念的过程。而这些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发展观念，虽然是由现代的政治学者加以深入整理与明确表述，却早已为近代甚至更早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家们所认识，这些思想的火花由他们薪火相传，终于在20世纪蔚为政治发展理论的燎原之势。不难看出，无论研究者们如何表述，政治发展理论的焦点最终都集中于政治发展的制度转型与文化转化两个方面。因此，我将从政治发展最为重要的两个指标——结构分化与文化世俗化——中去寻找历史上的政治发展观念与思想，从政治思想史中的理性观念与文化世俗化观念的萌生与成长这两条线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因为言及结构的分化，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一种成熟的制度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