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以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为分析框架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台辉(1973-),男,江西万载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论坛

内容提要:

政治文明、社会资本是目前国内外探讨的两个前沿性理论问题,其中政治与文明的结合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价值诉求,而社会与资本的结合是现代公民社会运转的必然,二者是考察当下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两个视角。文章试图利用国家—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关系,认为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是动态依存的,而二者依存的动力机制是提升公民资格,其中主要在于提高公民意识、增强公共精神、培植公民品德,因此,政治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资格的有机结合是理顺现代国家、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体三层次关系的介质,也是推动其全面发展的关键。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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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之后,政治文明内涵和外延就成为当前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一个学术亮点。而在1992年罗伯特·帕特南发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以后,社会资本则作为一个前沿理论和解释图式在国际政治学界得到广泛而持续的认同。本文试图对国内外这两个前沿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结构关联性探讨,以拓展政治文明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并力图把宏观上保持国家繁荣、中观上促进社会发展和微观上提升公民资格三层次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政治领导、社团合作和公民参与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体系

      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是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前者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层面;而后者则是现代公民社会中社会组织的特征,但二者都与现代国家的存在形态与变迁相关。政治与文明的结合是历史进入到近代以后的产物,因为文明主要是与野蛮相对的进步状态,而政治内涵本身是流变的。在古希腊源头上政治代表着正义和“善”的公共生活,本身蕴涵文明的要义,而近代以来却示意着非正义和“恶”并与文明脱离干系,所以政治文明概念的产生反映了人们渴望和诉求现代政治领域文明和公正的价值取向。社会资本是把经济学的资本概念运用到社会问题研究而产生的。资本是指一种经交换而产出利润的资源或投资[1]。因公民社会是由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各种相协调或冲突的群体所形构,这些群体间的协调或冲突导致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变迁,社会资本就是用资本概念来考察社会各群体的结构、功能和活动能力在时空向度的延展。这样,虽然政治文明和社会资本属于不同研究层面的概念,但二者都对特定共同体内的公共生活和集体行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政治文明和社会资本在结构上和逻辑上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

      探讨政治文明应该把政治回归到其原初意义上去,因为古希腊最初使用的政治概念是与文明相结合在一起的,只是从近代以后政治和文明的分野才正式凸现。英语中的“政治”即politics源于希腊文polis,其含义为城堡、城邦或“波里”[2](P482)。古希腊人观念中的城邦一方面意指与公共领域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公民即citizen,其政治目的在于观照“人如何成为真正的公民,故而,这种政治学也可以被称作公民政治学”[3](P241),公民在公共生活交往过程中积淀着相互信任、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由此这种公共领域生活本身就是文明即civilization;另一方面城邦又指一种无时间流逝的空间结构,城邦政治就意味着在组织内部服从共同制定的法律和在相互关系中祛除暴力。以政治方式行事,就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4](P60)。这样,政治再一次表现出与文明的一致性关系。这种与文明一致的“纯洁”的政治注定是短命的。这主要归因于政治本身的悖论:政治制度既要符合时间和空间的现实需要即公民激情的释放和欲望的满足,而政治行为和活动又要符合既定的规范和公民的意愿即文明。事实与规范往往处于二律背反的张力状态。但政治的这种张力直到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才得以彻底的揭示。马基雅维利解决政治自身悖论的方式是将政治“工具理性化”,即政治失去了古希腊时代和平与正义的意义,转而蜕变成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谋略和阴谋活动,所有规范和道德均为政治统治服务[5](P84)。此后,政治学家开始从观念引导、制度架构和行为规范等各方面使政治文明化,人们也呼吁提高现代政治的文明程度,而且人类晚近诉求的政治文明仍然在现代国家建设范畴内,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政治文明概念明显带有现代性的烙印。

      从以上分析古典政治及其向现代性意义的工具性政治的转化过程,我们知道,因为内含文明的古典政治包含:公民在意识上把政治理解为善和正义的公共活动,公民在公民大会上进行理性辩论,以及一切制度规范有助于公民参与城邦生活,所以,探讨现代性意义的“政治文明”也须体现出与古希腊政治对应的三个维度上——政治观念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这三个维度基本上关涉到微观的公民精神、中观的集体行动以及宏观的国家建设等相互依托的三方面问题,并共同架构成三位一体的政治文明概念体系。

      与政治文明概念体系的生长和构成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概念只是发轫于晚近20多年,而作为一个对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解释图式,应该归功于1992年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发表。他综合前人的研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其中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6](P195)。而且还详细解释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即信任、规范和网络。从帕特南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是以相互信任为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为渠道、以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公共物品。

      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因为它是属于社会组织的共同财富和资源,帕特南所指的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中由公民通过横向关系自由构建的。公民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拓展网络,利益是团体内部有凝聚力并相互信任的基础,因此由公民共同创造的资源必然为组织成员共同所有。同时,要与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生产力并进行循环再生产,社会资本必须以信任为核心。这是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道德资源”,它通过合作得以加强,互动合作本身就是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而合作产生信任,越信任就越容易互动合作,因此社会资本不会越用越少,只会越用越多,从而生产和积累社会资本必须通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来开展社会合作活动。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一种有效的普遍的互利互惠规范与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相关。当信任与回报成为正比例发展时,人们交换更容易进行。反过来,通过长期不断的交换也会促进形成普遍的互利互惠规范。这种显性或隐性的规范,一方面可以加强相互信任的合作,增加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存量;另一方面又促进公众参与的激情,拓展相互合作的网络范围。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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