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作为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一直是西方学者理解社会运动的发生与演变机制的重要分析工具。它主要侧重于研究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运动参与者所能获得的外部资源，强调法律政策的变动、政治制度、精英的同情等如何影响抗争者的行动策略、抗争潜力、抗争频率和组织形成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经历了从附属于资源动员理论到专门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它作为一种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至今仍然是解释社会运动的主导范式之一。在欧美学界，有关政治机会结构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相当丰富，本文尝试对此作一系统述评。 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产生 尽管“政治机会结构”的思想渊源可能很早，但学术界一般公认美国学者艾辛杰(P.K.Eisinger)在1973年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分析社会运动。在艾辛杰看来，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指政体的开放或封闭性质。开放的政体能为特定社会阶层的政治表达提供路径，或者能对特定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作出回应；与此相反，在封闭的政体中，权力趋于集中，政府对民众的呼声置之不理，人们通过政治行动满足自己要求的机会受到限制。① 继艾辛杰之后，简金斯(J.C.Jenkins)与佩若(C.Perrow)对比了1946-1952年和1965-1972年两个时间段美国农场工人的反抗运动。这两次运动在领导人、反抗组织的成立、行动策略、动员与罢工所遇到的阻碍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但运动结果却迥然不同。作者将这种差异归之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在第一个时间段，政府强烈支持农业资本家，运动获得的外部支援很少；在第二个时间段，政府围绕农业工人的政策问题发生分裂，自由主义者和有组织的劳工结成了改革联盟，攻击农业资本家在公共政策中的特权。② 同一年发表的相关成果还有皮文(F.F.Piven)与克劳沃德(R.Cloward)关于“穷人运动”的经验研究，他们将危机所促发的选举不稳定性作为政治机会的主要来源。③ 简金斯等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政治机会结构”一词，但他们的解释立场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完全一致，预示着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内涵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80年代泰罗(Sidney Tarrow)的概念界定奠定了基础。 1978年，梯利(C.Tilly)出版了《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一书。该书与1982年出版的麦克亚当(D.McAdam)的《政治过程和美国黑人运动在1930-1970年间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社会运动领域政治过程理论的经典之作。梯利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模型。第一个是政体模型，这一模型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政体，它有两类成员：政体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外成员缺乏关键政治资源，因此在运动前往往需要与一些政体内成员结成联盟。联盟为政体外成员发动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第二个是动员模型，认为集体行动的进程是由以下6种因素的特定组合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以及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④ 与梯利不同的是，麦克亚当的理论更强调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他的思路是：社会变化导致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两个变化，即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政治机会为某个被排除在国家常规政治过程之外的群体发动一场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组织为该群体将政治机会转化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工具。麦克亚当在他的模型中还引入了“认知解放因子”，认为政治机会和组织力量的增强仅仅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使一个社会运动从可能转化为现实，运动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总之，在麦克亚当看来，社会运动是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⑤ 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政治机会结构概念虽然已经产生并得到了初步运用，但这一概念没有被特别强调并引起广泛重视。作为政治过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机会虽然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相当重要，但只是影响社会运动的若干因素之一。另外，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所固有的一些特征与弊端在其产生的初期阶段已经表现出来。正如简金斯和佩若指出，政治机会不仅指静态层面的结构特征，而且包含着动态的演变过程；梯利也已经注意到艾辛杰仅仅关注结构条件，⑥忽视了抗议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特定政治条件下行动者的努力，如权衡动员的成本与收益、斟酌政府的态度，以及掂量动员的机会、被政府镇压的危险等。⑦麦克亚当的“认知解放”更是强调社会运动得以出现的主观因素，这样一来，政治机会结构不仅被看成是客观事实，而且被看成是主观认知。 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广泛运用与专门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原先各自耕耘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大西洋两岸学者开始了相互交流。在1985年和198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与荷兰的自由大学各自承办了一次有关社会运动的国际会议。此后的10多年里，跨国学术交流频繁出现，并且取得累累硕果，其中包括1992年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召开的“机会、动员结构与框架进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1996年出版的《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运动：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文化框架》，成为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伴随着国际层面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冠以“政治机会结构”之名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如美国汤森运动⑧、美国妇女运动⑨、战后美国反核和平运动⑩、美国核冻结运动(11)、意大利与德国的社会运动与抗议管制(policing of protest)(12)、智利从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过程中妇女的抗争行为(13)、韩国的民主抗争(14)、日本水俣病患者的环境抗争(15)、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民众反对修建高速公路的斗争(16)、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和缅甸爆发的人民权力运动(17)、1890-1920年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8)，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