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存在于人类各大文明的普遍社会现象，但西方国家近年来逐渐出现这样一种趋势——慈善不再为普通民众提供基础性救济和援助，而是在“系统性社会改良”的名义下趋近于一种政治活动。美国是世界上慈善事业规模最大和成熟度最高的国家，富人投入上亿资产和主要精力来运营慈善事业的做法屡见不鲜。①美国政治的多元主义属性默许财富以多种形式影响政治，但慈善是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在美国《国内税收法》中，501(c)(3)组织被定义为慈善组织，按照规定，这些组织不能将“主要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游说和选举中，但可以通过教育、宣传或资助其他组织等方式来影响政治。②在这种情况下，慈善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十分暧昧。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甚至认为，若不理解日渐组织化的慈善业，就无法理解当今美国政治的新趋势。③ 慈善活动是如何与政治活动产生关联的？这种关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西方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均关注到这一问题，前者强调慈善参与公共事务的效率优势，但回避由此产生的公平赤字；而后者在批判之余并没有阐明慈善介入政治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慈善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关系：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所结余的资源本应用于第三次分配，但第三次分配通过合法渠道将这些资源再次引流回政治机制，因此产生了“慈善政治化”现象。本文认为，慈善对民主政治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产生了影响：金钱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竞争。这三个方面对应了经典民主理论家眼中美国民主最关键的几个要素。④ 一、慈善研究的西方理论路径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学对慈善活动沾染政治的看法截然相反。从经济学出发的“慈善资本主义”对慈善参与政治持乐观看法，认为这有助于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和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化；政治学则提出了一种接近“慈善财阀主义”的反对观点，认为慈善资源包含了富人从税收优惠中“偷走”的公共财富，如果以私人意志来分配这些财富，将会增强富人在公共事务中的支配作用。 (一)经济学路径：慈善资本主义 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首次提出“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 Capitalism)这一概念。戴维斯从投资银行的角度出发，认为慈善投资每花出去一笔钱，都应该追求最大化的回报。2006年，经济学家马修·毕晓普进一步将“慈善资本主义”阐释为两层含义，第一层与戴维斯的看法一致：“用最有效率的赠予来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第二层则将慈善家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相类比。毕晓普指出，善意的动机与资本主义的工具相结合，其影响力可以像资本主义一样“全球化”。⑤ 沿袭这一路径，一种接近“慈善经济学”的理论产生了。曾担任美国小企业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的佐尔坦·J.艾斯在2013年的著作《慈善为何重要：富裕的捐赠方式及其对我们经济福利的意义》中提出，慈善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独一无二的贡献，它将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艾斯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机会、创业精神、财富积累和慈善”四大要素上，四要素彼此之间像海浪一样互相推动。⑥美国允许企业家积累大额财富，企业家再通过捐赠或成立基金会，将所获得的财富用于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等，这些机构又将辅助未来的经济增长。这种慈善与经济的互惠关系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运转的动力。⑦杰弗里·贝里则认为，慈善通过“影响力投资”将政府、私营企业、混合金融机构等行为体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利用金融杠杆优化了慈善行为的效用，并增强了对结果的评估能力。⑧ 慈善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是新自由主义，即政府应该放松对慈善活动的监管。慈善资本主义常与“慈善风险投资”(venture philanthropy)一词互换使用，把“投资回报率”作为追求的标准。⑨这种观点认为，慈善机构创始人在商业领域的成功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所以这些人有能力以经济学思维高效地分配慈善资金。以上逻辑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贯的主张，也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慈善历史研究中的多元主义学派——慈善参与公共事务能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增强政府的创新能力。⑩ 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开始出现对慈善资本主义的质疑：慈善会不会成为企业“沽名钓誉”的工具？(11)慈善与经济的关系一旦深究下去，会不会触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玛丽安·贝特朗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慈善公益行为与政治游说之间存在“擦边球”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企业的慈善是一种“免税的游说”。他们发表于2020年《美国经济学评论》上的文章搜集和分析了324个大型基金会1998-2014年的完整捐赠信息。按照美国的税法，这些信息都会被记录在每年填报的税收990表格中，再匹配地区议员和政策议题的相关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他们发现大型企业的慈善捐赠中有相当可观的比例是由政治驱动的，这笔资金额度是专门募集政治资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所募集资金总量的2.5倍，占据了联邦议会游说资金总量的35％。(12)这项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如果深挖慈善与经济的关系将无法避开其与政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