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1989年后的欧洲所处的知识环境，整个世界秩序都坍塌了。这是迈向新社会秩序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固守旧的观念和思想，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存在一种左倾保护主义和立场的改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激进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保守派，而保守主义变成了激进派。我们要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发现这个疯狂的疯牛病世界，重写、重新定义、重新创造现代性。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所研究的内容。为了让你对我的“错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将集中在三个方面来论述它。 首先，我将回到风险社会理论，回到表明它是如何表达“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如何修改社会理论和政治学这一话题上来。其次，我将站在批判立场上，探索我所看到的理论问题，目前这一问题制约着我在风险思想方面的发展。第三，我将指出我要探索的理论的和政治的路径，也许我会从欧洲的层次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比较探索。 英国正在经历《独立报》所谓的“牛肉门”（beef－gate）事件在风险社会中所受的冲击。社会变成了一个完全没人负责的实验室，牛肉工业强行在我们身上进行实验，最普遍的决策——是否吃牛肉——可能会成为生与死的抉择。是否吃牛肉现在成了难题！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冒险的人和承受别人冒险所带来风险的受害人之间有着重大区别。我将指出几条认识论原则，这些都表现为风险社会理论三个主要观点的特征。 风险社会肇始于自然的终结。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样，这是把我们焦虑的焦点从自然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转向我们对自然做了些什么。疯牛病（BSE）危机不仅仅只是命运问题，而且还是决策和选择，科学和政治，工业、市场和资本的问题。这不是外在的风险，而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和各种不同的制度中内生的风险。风险社会的核心悖论是这些内在的风险由现代化过程所引发，而现代化过程却极力去控制它们。 风险社会开始于传统的终结。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可能不再认为传统的确定性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传统的安全依赖得越少，我们所要面对的风险就越多。风险越多，我们要做的决策和选择就越多。有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把风险社会理论和我在其他文章中进行了研究的工作、家庭生活及自我认同范围内的个性化的互补过程相联系。 风险社会理论解释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这两种状态相互联系的方法，改变了科学的和政治制度的认识论和文化的地位。在风险时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没有人对实验的结果负责。私人领域风险的制造意味着它不再被认为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确实，在投资决策、产品开发、工厂管理和科学研究优先的领域内出现了混杂的亚政治活动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政治力量和工业社会的代表已经被迫退出。 风险社会的概念阐明了以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严格界线为特征的世界。今天如果我们谈论自然，我们就谈论了文化，如果我们谈论文化，我们就谈论了自然。当我们考虑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污染和食品匮乏时，我们看到自然不可避免地被人类活动所污染。这个共同的危险具有平衡效应（levelling effect），它淡化了精心建立起来的阶级、民族、人类和自然的界限，文化的创造者和本能的动物之间的界限，以及具有和不具有精神的生命的早期差异。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合的世界，它超越了旧的理论特征。风险是人为的混合物。它包括了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大众媒体、技术、文化的范畴并把它们与规则结合起来。在风险社会，现代社会成为反思性社会，这就是说，它本身即是结果又是问题。 许多社会学家（包括福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院的批判理论家）把现代性描述为技术知识的牢房。我们改变这个比喻，我们都是技术和官僚政治的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然而，与这个术语的喻意相反，风险社会捕捉到了一个比现代社会任何古典的概念所反映的更加开放、更加易变的世界，准确地说，或者说尽管不是那么准确，也是因为我们积累了关于我们自己和关于环境的知识。 正如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cois Ewald）所认为的那样，风险是一种控制未来的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拓殖未来的方法。现在还不存在的事件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当前的事务和行为。因此，风险是一种虚拟，还没有成为现实。威胁越大，改变当前事物的要求和力量就越大。让我们以全球化风险为例。如果你想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生存，你就必须改变现代性的基础：社会安全、国家政府、联盟的权力等等。威胁越大，必须采取行动以便控制未来的这种变化就越大，风险社会争论的这个深刻的政治化的含义不仅仅被环境主义者所利用，而且也被全球资本更有效地运用。像我和吉登斯指出的，还有另一个核心悖论需要我们理解，我们越想拓殖未来，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的概念有两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种情况，风险似乎只不过是一种重要的计算方法的一部分，当未来受到侵犯时，它是一种封锁边界的方法。风险会使、或者大有希望使不可预见的事物变得可以预见的。在这个初始阶段，风险是保险公司运行过程中的统计部分。即使什么还没有发生，他们也知道许多引起社会变化的风险秘密。随着自然被工业化渗透，传统被溶化，风险进入第二阶段，我和吉登斯把它叫做“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在这一阶段，风险的产生是控制或使风险最小化的科学和政治行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