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2)11-0146-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2.11.016 民间艺术雅化一般来说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文化精英阶层“眼光向下”的采风行为，如《诗经》中的“国风”，这贯穿于整个古典文艺发展过程中；另一种是民间艺术自觉地向文人趣味的雅文化靠拢，不断追求、强化自身的审美取向，在主题与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审美趣味，这是随着文人阶层的产生与充分发展才逐渐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本文着重讨论后者，试图梳理其历史进程，揭示其历史逻辑，进而以历史为参照，在中外比较视野中分析当代民间艺术雅化问题，提出并阐述民间艺术的“非遗”保护以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应有的美学取向。 一、民间艺术雅化的历史进程 民间艺术雅化现象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严格界定民间艺术雅化现象。本文所谓的民间艺术雅化，既不包括文化精英阶层的“采风”与再创造，也不包括实际上是由民间艺人所创造的宫廷艺术，而是特指民间艺术在审美上趋向于文人文化。“艺术创作风格既涉及艺术作品形式演变的内在规律性，也与社会文化等外在规律性有直接的关联。”①这也就是说，民间艺术雅化有待于文人阶层的形成与发展。一般认为，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文人群体出现了文化自觉意识，开始追求、标榜一种自律的审美精神。不过，直到宋代，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有了“进士社会”②，文人群体才真正成为一个社会阶层。不仅于此，“北宋期间，士大夫对‘美’的追求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跨出以往的范围，冲破以往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③。宋代文人不仅写诗话，品评文艺，而且开始收藏、鉴赏文物与字画，著文谈论茶道、香道、花草等。总而言之，不仅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审美趣味形成了，而且这种审美趣味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而引领、主导了当时的社会审美潮流。 正是从北宋时期开始，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开始明显地影响到了民间艺术领域。如宋瓷，不仅造型端重古朴，有“三代鼎彝之遗意”④，而且色泽崇尚青、白纯色，有天青、豆青、虾青、粉青、月白等，整体呈温润、雅洁如玉之状。且不论传说中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柴窑⑤，就是妍巧至极的粉定也是“纯白一色，仍极雅净也”⑥。尤其是宋瓷中的“开片”，最能见出文人雅趣的影响。“开片”原本是陶瓷烧制缺陷而造成的裂纹，宋代文人却认为这种自然而然的纹路远胜于人工纹饰，工匠进而在实践中掌握了釉面开裂纹的烧制技术，使得“开片”成为宋瓷的特色语言。宋人对瓷器自然残缺之美的发现与欣赏不止于此，再如钧窑瓷器，起初以“色纯无少变杂”为美，后来却看重“青紫相错如垂涎者”⑦，其实后者不过是烧制火候不足而产生的残次品。显然，这种对自然残缺之美的偏爱之情不可能出自匠人群体，而是文人审美趣味影响所致。但令人诧异的是，匠人居然能领会文人阶层这种审美趣味，并在技术上予以实现，此间足以见出匠人之用心。 再以刺绣为例，宋代出现了摹仿文人画的“画绣”，这意味着刺绣从装饰衣物帷幔等实用范畴脱离出来，进入到纯粹的审美领域。董其昌认为，宋代画绣“佳者较画更胜”⑧。文震亨称赞道：“宋绣，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备画中一种。”⑨这意味着画绣已经雅化到极致，完全与文人书画无异。事实上，《画笺》等书画著录就将画绣收录在册。 明清时期，文人热衷于收藏古董、雅玩，致力于营造日常生活美学，与民间艺人交往频繁，其审美眼光遍及日用器物、家具、书房、园林等，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民间艺术的审美取向。如紫砂壶，万历以前崇尚大壶，万历后则以一人独享的小壶为美，这虽然源自制壶艺人时大彬对壶制的革新，但追根溯源，却是来自文人审美趣味的影响。正如《阳羡茗壶系》所记载，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⑩大彬之后，诸多制壶名家如徐友良、陈子畦、惠孟臣等也受此影响，专注于制作小壶。壶小有何妙处？冯可宾论述道：“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11)在冯可宾看来，小壶有两点好处：一是小壶便于品茶香、茶味，更合乎文人品茶之道。二是小壶更适于品鉴把玩，享受独饮之趣，且壶经人久用“涤拭日加，自发闇然之光，入手可鉴”(12)，形成“包浆”之美。由此可见，在紫砂壶由大及小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文人雅士的茶道审美及赏玩意趣，以时大彬为代表的制壶艺人们领会了文人审美趣味，主动以文人审美理念为取向，推动了紫砂壶的雅化。 再如竹刻，之所以兴起于明清时期，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文人阶层雅好刻镂精美的扇子、臂搁、笔筒等书房清玩。张岱称赞当时竹刻艺人濮仲谦道：“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13)《太平府志》说濮仲谦“有巧思，以镂刻名世。一切犀玉髹竹皿器，经其手即古雅可爱。公卿慕致，一簪一盂，视为至宝。”(14)从濮仲谦传世的浅刻竹扇骨等作品来看，他的确善于取材，随形构思，以写意手法施刀，浅刻简雕，甚至只是略微刮磨即能成器，却气韵生动、意境深远、格调高雅。这种重神韵、求自然的写意型竹刻呼应了文人书画艺术，而这显然离不开濮仲谦在与文人交往中对文人意趣的敏锐把握及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