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史一样，长期以来，经济史在学科定位或学术角色上面临着不小的困惑。经济史既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历史学的一个门类，位于两大学科的交叉地带。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人也分别隶属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类不同机构，形成两个各自独立、少有交集的学术共同体。不同的学科归属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经济史研究分化为经济学和历史学两种主要路径，有学者称之为两种范式。经济学者强调经济学理论的主导性，历史学者则对经济学者的某些研究持不信任态度，缺乏学术认同，导致两类学者之间难以有效沟通。①如何在经济史研究的平台上推动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者形成有效的对话合作，无疑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已有论者从经济学的立场出发对此进行了思考。②本文则试图从历史学的视角展开分析，并通过追溯梳理中国经济史学的起源和演进脉络，探讨经济学与历史学两种路径实现互补互动的前提和途径。 一、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中国经济史生成的二重脉络 中国经济史研究古已有之，历代正史食货志和政书食货门构成“食货之学”的两大序列，司马迁的《史记》就被誉为“中国一部最有价值的经济史”③。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却不是内生性的，而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经济学的引入为经济史的诞生创造了契机和条件。1912年京师大学堂黎世衡所编《中国经济史讲义》指出，当时的经济史“为经济学之辅助学科，而不为一独立部门”，所以要“自身努力于发现史的发展之理法，是当然具有科学之本能”，理应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⑤经济学出身且长期执教于各高校经济学系的唐庆增认识到：“经济史在经济学中所占之地位，异常重要”，“经济史乃以经济制度之进化为其研究对象之学问，专注重于社会经济方面之发达”，“吾侪研究经济史，不仅搜集经济史料加以观察整理分类及解释，尤当注重此项史实之相互关系，而阐明其孰者为因，孰者为果，如是则不仅可为今日政策之借鉴，且可藉是以获得经济原理之结论”。⑥不难看出，唐庆增是将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看待的。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李炳焕也承认经济史的重要性，是因为“明瞭经济的现实性，必须探讨过去经济的发展，方能确定未来的经济政策”。⑦由此可以说，近代出现的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历史延长，它与经济学的关系比历史学更为直接而密切。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实际情况却是大学经济系中的学者对财政学、货币银行、国际贸易趋之若鹜，专攻经济史者寥若晨星。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会所”)下设经济组，在1934年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前，有关经济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风气，“往往只注重问题或现象现在的本身，而忽视问题或现象所由成的过去”⑧。合并前的社会所下属经济组的研究工作大部仅限于社会经济调查，如上海对外贸易进出口货杂费调查、劳动保险研究、杨树浦工人住宅调查等。其出版物中的专刊、丛刊、集刊等，也较少发表经济史方面的文章。当然也不乏一些含有经济史内容的研究工作，如杨端六、侯厚培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此项工作“将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编成合理之分类方案，然后按照此项新分类方法，将海关造册处历年所发表之对外贸易统计，通盘重算”，制成图表。⑨由胡纪常主持的“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之改进问题”，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统计方法的历史沿革，将现行方法与欧美各国对外贸易统计方法做比较。⑩但这种附带性的经济史研究毕竟不成气候。 经济史同样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学重视的一个方向。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初建时即设有经济史科目。1923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计划，其“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包含有经济史一项。1926、1927年间梁启超在清华的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文物的专史”部分设有“经济专史及其做法”一章，将经济史分为消费、生产、交易和分配四部分，认为“中国经济史最重要的是消费与生产，其次是交易，最末才是分配”。(11)经济史受到史学研究者的重视，与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在西方史学潮流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呈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传统的政治史、精英史转向社会经济史、民众史。《现代史学》杂志的创办人朱谦之声称：“现代是经济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却为叙述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之历史的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之经济史或社会史。所以现代史学之新倾向，即为社会史学、经济史学。”(12)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史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沉寂。正如梁启超所观察到的，经济专史做成的并不多，仅有一些少量关于货币、田制方面的著述。(13)1920年胡适与胡汉民、廖仲恺在《建设》杂志上展开一场关于井田制有无问题的辩论，原本是经济史范围内的争论，胡适却将之引入了考据学的方向，经济史研究并未借机活跃起来。 经济史正式登场亮相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社会史论战的焦点是中国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而经济因素在社会形态中占有最大权重。在时人的语境中，社会、经济是可以通用互换的名词，并无实质性差异。1933年论战高潮过后，理论争斗的激烈场面消失了，但经济史研究却一发不可收，崛起为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正如时人所说，“年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随着国际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冲进了国内学术界的中心，突然使这沉寂又沉寂的古国，竟又透出一些新生气来了。”(14)但社会史论战与其说是一场史学论战，不如说是一场社会科学论战。论战的参与者多非史学专业人士，而是来自文学及社会科学各领域。引发论战的郭沫若是文学家，胡秋原也具有文学背景，陶希圣出身于法学，王礼锡是社会学者，王宜昌是经济学者，吕振羽执教于经济系，翦伯赞留学时所学也是经济学，李季则属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翻译者。因而，专业史家对这场论战也未予特别关注。再者，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参加论者多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马克思主义是新社会科学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种问题的锁钥，是超越学科界限的。论战的这种社会科学性质也使得其影响广泛波及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多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