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一直是萦绕于中西学术界的重大问题。长久以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西方的参照物：即一方面被描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彼岸世界”，一方面又似乎注定要经历与西方大致相同的历史过程，才能够真正地完成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于是，无论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还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裁剪中国历史，最终都指向一个相似的结论：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和示范，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注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相应地，近代转型前的中国就往往被理解为“停滞”、“衰退”或“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汉学界和中国史学界相继开始对近代转型前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评价：西欧的发展模式是不是通向近代的唯一途径？近代转型前的中国是否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发展动力？抛开了欧洲经验的束缚，中国的历史呈现出怎样独特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变革之中，“加州学派”的声音正变得日益清晰和引人瞩目。他们的著作和学术观点以崭新而自信的姿态，屡屡撞击着人们的思维，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目前对于这一学术群体的评价有褒有贬，但身处其中的学人大多会感觉到，人们看待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正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们的潜移默化，而在当代学术史上，“加州学派”也注定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节点。 本文希望对“加州学派”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介绍，并追溯在这些研究成果被译介入中国的过程中，国内学界对“加州学派”的认可和质疑，探讨他们在何种意义上相互吸引和相互疏离以及这两种学术取向的交融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 一、“加州学派”的学术宗旨、代表论著和内部分野 “加州学派”的一部分学者目前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如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李伯重、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他们的论文和著作陆续以中文形式发表，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①此外，这一学派还包括杰克·戈德斯通(Jack A.Goldstone)、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王丰(Wang Feng)、康文林(Cameron Compel)、丹尼斯·弗莱恩(Dennis O.Flynn)、阿瑟·杰拉尔德(Arturo Giraldez)、马立博(Robert B.Marks)、杰克·古迪(Jack Goody)、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Abu-lughod)等。由于这些学者大多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各大学任教或访学，相互之间长期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故名为“加州学派”。 龙登高将“加州学派”的整体风格和学术诉求归纳为四个方面：(1)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2)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3)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4)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②但本文希望强调的是：尽管如此，“加州学派”也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参与其中的学者们在研究旨趣和学术观点上依然呈现出明显的分野，本文将这种分野归纳为三个方面。③ (一)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研究，体现出这一倾向的学者包括安德鲁·贡德·弗兰克、丹尼斯·弗莱恩、阿瑟·杰拉尔德、阿布—卢格霍德。 针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布—卢格霍德首先提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观点，她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并非发端于沃勒斯坦所认定的1450年，而是植根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与当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它于14世纪初时臻于极盛，它涵盖了从西北欧到中国的广阔的地理区域。④ 在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向前推进这一方面，弗兰克比阿布—卢格霍德走得更远。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他指出，世界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而在1400-1800年期间，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体系，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巨大的顺差，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最大的生产力。正因为如此，18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并不是基于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而是由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阶段引起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与部门性后果。 而丹尼斯·弗莱恩和阿瑟·杰拉尔德则把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推后到1571年，因为马尼拉城正是在这一年建立，从此美洲新大陆与东亚世界建立起直接而长期的贸易联系。与弗兰克相似，这两位学者也十分强调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贸易圈，分别是：1540-1640年的第一个白银贸易圈，1700年—1750年的第二个白银贸易圈，1750年之后的鸦片和茶叶贸易圈，这三个贸易圈的运作都与中国国内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而与弗兰克不同的是，他们更强调这一世界体系内部各因素的关联性和承继性，尤其强调：15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现象，应与全球经济、生态和人口的复杂变迁联系在一起，这种影响的深远程度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