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2-0019-14 1978年以来，我国的学术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不例外。作为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研究稳步发展，甚至一度被学者们视为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①论著质量、数量、学术思想、研究领域与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分类辑录，除各种网络版本外，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于每年的《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发布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目录和经济研究所于1986年创刊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布的中国经济史论著目录。为保持论著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辑录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目录，对1979-2006年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近代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所应注意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近代史研究》辑录的论著篇目难免有所遗漏，但近30年间的主要论著均被包含其中，据此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加以评估，还是可行的；第二，该论著目录的分类方法前后有所不同，1979-1996年间的分类以事件史、革命史为主，兼顾专题史，经济史论文虽然也进行了专门归类，但仍有一部分经济史论文被掩盖在事件史与革命史中，1997-2006年间则据之以专题归类，总论以下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军事、民族与地方、人物、资料书评及其他等。两种分类法各有优劣，但在对经济史研究状况的量化分析上，后者似乎更加有利。第三，《近代史研究》每年也都对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进行了辑录，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中国大陆地区。 一 中国近代史研究总体态势下的经济史 以1978年为界，可以将1949年以来的学术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即1949-1977年间的28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因论文统计截止2006年，本文数据的有效年份也是28年)。比较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前一阶段在发展中严重受挫，后一阶段在平稳中蓬勃发展。从论文总数看，1979-2006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总数达55 720篇，从时间序列上考察，各种研究论文从1979年的1000余篇增长到2006年的2 600余篇，增长了160％。著作数量也有了大幅提高，除1990年数字不详外，著作总数达16 229部，从1979年的近200部增长到2006年近800部。30年间的论著数量虽略有起伏，但线性分析结果表明，总体平稳，且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如图1。 前后两个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同发展局面主要源于政治环境的变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推行改革开放，理论上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学术研究迎来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史学界着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形成了一股“反正”史学思潮，如对实事求是与史学研究的关系、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讨论，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近代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通过讨论，学者们提出了阶级斗争不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推动历史运动等观点，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求真求实的史学研究品格，从而为下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哲学基础。于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对“文革”时期被颠倒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如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讨论，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李秀成等人的再评价，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再认识，等等，成为80年代初显见的重点。一时之间，商榷性论文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风格。 图1 1979-2006年间中国近代史论文曲线图
纪念性史学的存在也是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繁荣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说，纪念性史学旨在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彰显其现实意义，本无可厚非，但过度强调其“当代”功能，往往容易形成政治与学术联姻、学术性刊物与学者推波助澜的局面。由于经费容易筹集，论文易于发表，便有学者像“赶集”似的，赶制“时令”性文章，再赶个大早“卖”掉。因此，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或历史人物诞生的周年纪念，尤其是逢五、逢十纪念活动中，学术讨论会、纪念性论文往往呈井喷式增长，如1981年辛亥革命爆发70周年，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由前一年的80篇猛增至364篇，增长355％，此后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纪念性史学虽有所降温，但在1991年仍由上一年的45篇增至145篇，增长222％，亦十分可观。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也由于逢十纪念而体现出明显的波动，如1979年和1989年适逢五四运动发生60和70周年，论文数分别为201篇和153篇，纪念过后则迅速回落至45篇和57篇。抗日战争史是另一个纪念性史学色彩浓厚的领域，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除各种学术讨论会外，论文由上一年的100篇增长到284篇，1995年则由上一年的265篇猛增到1020篇，占该年近代史研究论文总数3037篇的三分之一强，创纪录地形成了近30年来近代史研究论文的高峰。又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该年发表的有关孙中山的论文由上年的41篇增长到145篇，1996年是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该年发表的有关孙中山的论文达115篇，这尚不包括有关会议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次年则降至60篇。纪念性史学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虽不乏精品之作，但是总体而言，纪念性史学往往缺乏严肃的学术精神，应时之作、平庸之作、重复之作充斥其中，体现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违背了史学研究的学术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