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1-0080-06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入侵之加剧、国内政治之变乱、军阀之混争、濒临之天灾以及经济之动荡，似乎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严重失控，这毫无疑问深深刺激了素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神经，“亡国灭种”的危机逐渐演变成国人普遍的民族情绪。在此情形下，以“挽救农村”、“复兴农村”相号召，从而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中华大地勃然兴起。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此起彼伏的乡村实(试)验与乡村改造运动竟然贯穿于20世纪漫长的岁月，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历史印记。直至新世纪的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声仍然嘹亮地回响在国人的耳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业已成为几代中国人人人能详而又为之困惑的难题！因此，认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的历史，深刻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找出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厘清应努力之方向与内容，对于破解当前中国三农问题这一难题，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百年农村建设的模式 近百年来的中国农村建设①，可谓复杂多样，模式各异，多元发展，曲折多变。但是，细细考察，我们仍不难发现其贯穿百年纵深发展的三条轨迹，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和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农村探索。 (一)以知识分子②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教育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鉴三、米迪刚父子有鉴于此，便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倡导“村治”，结果颇有成效，引起世人注意。1926年，以晏阳初为领导的平教会选定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并在该村设立华北实验区办事处，作为在全国推进乡村教育工作的一个机构。此后，越来越多的学校、教会或其它社团加入这一行动，纷纷在全国各地设立农村实(试)验区，希望“从一县或一区甚至一村之中，作出相当且具体的事业来，或在实验的工作中，希望求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来，更进而重新建设社会的机构”③。这些实验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或西方文化输入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与崩溃，只有对农民进行现代新式教育，培养出“现代的中国新农民”④，或立足于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伦理本位”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中国才能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 上述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和实际行动逐渐汇聚成轰轰烈烈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其中影响最著者，当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前者从1929年开始研究实验，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内容，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教育连环实施的方式，中经试验研究、分类培训、表证推广循序推进；从最初的教育入手，逐步推出了政治、经济、自卫、卫生、礼俗等一整套的乡村建设方案，成为民国乡村建设的排头兵。后者在1931年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基础上，开始了重整乡村组织、重建新法制习俗的实验，其关键举措是在农村普遍设立乡农学校，以村学代替村公所，乡学代替乡公所；乡农学校既是教育机构，又是行政机构，通过乡农学校，借助教育力量，将当地农民全面纳入政、教、养、卫于一体的乡村改造与经济建设，成为民国乡村建设的中坚。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是乡村建设派的黄金发展时期，可惜的是，乡建运动迅猛发展的势头被日寇的入侵所遏制，华北、华东、华中以及沿海等地的乡建实验区先后为战火所吞噬。抗战大后方(大西南、大西北、东南的赣闽粤边区等)仅有少数的实验区，例如平教会在四川设立的新都实验县、江西黎川的基督教实验区、福建协和大学在闽北邵武设立的实验区；在抗战建国环境下，大多数乡建团体和实验区都将工作中心转移到抗战宣传、民众训练、难民救济等急务方面，其本来的乡建事业却显得微不足道。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在中国大陆随着抗战烽火的熊熊燃起徐徐落下了帷幕，晏阳初所开创的平民教育模式却在海外获得了新生。50年代以后，晏阳初遍游亚、非、拉40多个国家，将其平民教育的经验成功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各国朝野的尊重，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向愚昧贫穷开火的斗士”。斗转星移，最近10年以来，随着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及其研究热的兴起，一些学者重又燃起了乡村建设的热情与火花：温铁军等在翟城村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广泛吸纳高校学生三农社团和广大农民的参与；茅于轼则在山西龙水头村进行小额信贷试验；高战在江苏沭阳官墩乡试行组织农会；陈江华、王军华在济南殷家岭村成立农村社区学校；于建嵘在山东邹平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贺雪峰在湖北荆门、洪湖设立老年人协会等等。 (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 20世纪30年代以后，面对中共来自农村的挑战，南京国民政府一改晚清政权以来的地方自治思维，先后颁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县府裁局改科、县分区设署、保甲制度和新县制等一系列地方行政制度，力图将国家政权延伸到地方基层，重振“中央权威”，提高政府执政尤其是整合基层的效能。与此同时，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内战和水旱等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农村萧条，又先后颁布《土地法》、《合作社法》、《土地法施行法》等多部涉农法律，并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国农民银行，修建多项大型水利工程等，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1933-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还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复兴运动”⑤，并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以加强对其的领导。到1937年运动结束前，全国共有14省成立了实验县，较著名的有江苏的江宁、浙江的兰溪、广东的中山⑥、广西的宾阳、云南的昆明、贵州的定番、河北的定县、山东的邹平与菏泽、江西的临川等。40年代初，为挽救战时粮食危机，国民党延续了其早年的“二五减租”和“扶植自耕农”精神，在14省82县试点“扶植自耕农”⑦，1943-1946年，全国总计扶植自耕农20954户、土地面积达33.1万亩；其中，成绩较显著的有福建龙岩、甘肃湟惠渠灌溉区和四川的北碚。⑧随着国民党败退大陆，“扶植自耕农”无果而终。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厉行“三七五减租”(即二五减租)和“扶植自耕农”政策，于5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上述土地改革任务，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并促成了工商产业的成长⑨；八九十年代，台湾当局在第一期土改的基础上，相继实施了第二、第三期农地改革，旨在重建合理的租佃制度、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