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思维”与“反缺陷思维”:教育研究中对弱势群体的两种立场论争

作 者:

作者简介:
汪卫平,男,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讲师,博士(浙江 杭州 311121);魏峰,男,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目前西方文献对待弱势群体存在浓厚的“缺陷思维”范式。缺陷思维的根基建构在弱势学生在社会文化、经济、家庭教养方式等方面存有劣势的假设之上,其主要特点是:研究者责备受害者,一定程度忽视了政策和制度的补偿性角色;政策建议着眼点在于“修理”个人或家庭的文化、语言与习性等。西方相关研究中已出现缺陷思维与反缺陷思维的范式之争。虽然国内教育界并没有完全复制西方的“缺陷思维”,但在当前“优势视角”导向下很容易滑入“特质缺陷说”的极端,即过于强调弱势群体抗逆力和韧性,忽视了该范式与缺陷思维的理论迷惑性和实际危害。未来的相关研究,研究者应避免陷入缺陷思维和简单的“反缺陷”的陷阱之中。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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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2)07-0058-08

       DOI:10.20013/j.cnki.ICE.2022.07.07

       对弱势学生的关注不仅考验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理论和实操功底,而且也体现着他们对该群体持有的价值立场与情感勾连,更触及后续的政策跟进。随着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对社会工作领域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强调对弱势群体要从“问题视角”(problem perspective)到“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的转变。因此,挖掘弱势群体抗逆力(resilience)[1]的研究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炙手可热的主题。与之类似的是,当前国内教育研究中,强调弱势群体的“优势”俨然有成为显学的趋势。已有文献以关注弱势学生的底层韧性、成长型思维、抗逆力[2]等品质为特点,并试图揭示弱势学生正在或曾经经历的“迎头赶上”“齐头并进”,甚至是“逆袭”[3]。

       如果将教育研究中这股“新潮”置于悠久的学术体系中,我们便可在“缺陷思维”(deficit thinking)与“反缺陷思维”(anti-deficit thinking)的争论中找到坐标,也可为当前关于弱势群体研究的立场和价值预设提供参考。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回顾西方教育研究文献中“缺陷思维”的学术演变史、概念界定。其次,本文将重点介绍国外的缺陷思维与反缺陷思维的争论。最后,结合中文情境兴起的“新缺陷思维”浪潮,文章将分析后续中国教育研究者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教育研究中的“缺陷思维”及其学术史嬗变

       研究人员对美国的种族差异以及成因解释感兴趣(图1)是“缺陷思维”产生的最直接根源。他们认为,少数族裔人群在基因上就存在致命缺陷。与前一阶段激进的种族主义观点相比,19世纪中后期,他们开始以科学研究为名,寻找能够解释种族差异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诉诸种族中心主义的粗暴逻辑。但在当时,主流观点依然是生物缺陷或基因缺陷模式,即种族差异是由内在能力不足造成的,如智力低下或劣质基因等。

      

       参考资料:VALENCIA R.Dismantling contemporary deficit thinking: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M].New York:Routledge,2010:1-17.

       与生物学解释相反,20世纪30年代左右兴起的文化缺陷模型(cultural deficit theory)则将焦点转移到与文化和贫困相关的社会因素上。文化缺陷论认为,弱势群体学业表现较差主要是因为文化资本不足。随着对弱势群体研究的深化,该思维逐渐迁移到其他学科体系,如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学等。到了20世纪60年代,持有文化缺陷思维的学者开始转向“家庭缺陷说”。他们强调父母教养方式、家庭背景、社区环境等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以赫斯(Robert D.Hess)、希普曼(Virginia C.Shipman)等为代表的文化缺陷论者,重点聚焦养育(nurture)与自然(nature)的差别,并考察儿童所生活的社会、文化或经济状况,以及实现学业成功所需的行为规则、角色要求等。

       瓦伦西亚(Richard R.Valencia)从众多解释弱势学生学业失败的机制中归纳出了“缺陷思维”一词。1997年,他出版的《缺陷思维的演变:教育观念与实践》(The Evolution of Deficit Thinking: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4]是第一本对缺陷思维进行系统论述的论著。在2010年再版的《解构当代缺陷思维:教育观念与实践》(Dismantling contemporary Deficit Thinking: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一书中[5],他进一步阐述了缺陷思维在当代教育实践和研究中的新表征。在具体讨论时,人们采用了不同的术语。例如,缺陷假设(deficit assumptions)、缺陷话语(deficit discourse)、缺陷框架(deficit framing)、缺陷意识形态(deficit ideology)、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缺陷范式(deficit paradigm)、缺陷理论(deficit theory)和缺陷思维(deficit thinking)等。

       虽然缺陷思维的概念有多种形式,但概念界定上却较为一致。瓦伦西亚认为,缺陷思维的核心是一个内生性理论。它假设学业失败的学生是由于其内在缺陷或不足导致的。这种缺陷表现为智力有限、语言缺陷、缺乏学习动力和不道德的行为等。在《教育心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中,缺陷模式被界定为这样一种视角,即“少数群体的人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与占主导地位的多数群体相比,他们的文化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缺陷”[6]。伯特利(John P.Portelli)从侧面描绘了缺陷思维的特征。他指出,缺陷思维是将“与‘标准’不同之处视为有缺陷、消极和不利的。它从不质疑正常事物的合法性,也不考虑差异实际上只是与标准不同而已。它不鼓励教师和行政人员承认某些能力、性情和行为的积极价值。缺陷思维导致了过早的主观判断和偏见,错误的信息和误解使某些人被边缘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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